读《通往奴役之路》

激越的译者

由于太多次听到、见到别人讨论哈耶克，很早就对《通往奴役之路》的内容有了一个笼统的了解，以至于一直没有认真读它。在真正开始之前稍微研究了一下网友们的评论，大家普遍认为社科版翻译质量很差，绝不推荐；而殷海光的译本通顺很多，“读起来很舒服”。考虑到殷海光版并非全译本，我把滕维藻的译本和英文原版找来一并下载了，并用AI自动翻译了原版。可惜的是没有找到张尚德的全译本。

翻开殷海光的版本，在开头的自序中，看到殷先生感叹：

“回首这十一年来，我个人经历了这激变时代里的一些激变。这些激变，使我对于这个时代的了解加深，尤其对于我个人的处境的认识加深。因此，我的思想也发生若干改变和进境。这些激变和进境使得我现在认为我在《到奴役之路》的‘译注’里所展现的思想有些更动的必要。例如，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认识，对于道德价值的认识，我现在的了解和当时颇不相同。凡此等等，我只有在别的论著里去表示了。”

又说：

“十几年过去了，回头一看，《到奴役之路》经过我的述要，于不知不觉间将我的激越之情沾染上去。我那时的激越之情和海耶克先生的肃穆庄严是颇不调和的。”

这让我隐隐感到不妙。到了正文，相信每个读者都无法不注意到无处不在的“译者按”、“——海光”，有些段落的篇幅甚至已经超过了原文。到了第五章及之后若干章，竟然出现了“本章之与当前论点不相干者，已酌予略去。”这真是让人眉头大皱。正如自序所言，殷先生的“译者按”显得非常情绪化，像是久被压抑之人突然找到了共鸣，忍不住手舞足蹈起来。这种情感我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本正式发行的书来说，这种做法大大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和可读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的严谨性，甚至会引发部分人的逆反心理，大幅降低它本应具有的价值。

于是，我在硬着头皮把殷海光译本看完之后，又读了一遍英文原版的AI译本。对比发现，AI翻译的比殷海光要强不少。看上去有点讽刺，但部分原因确实是台湾的繁体中文与简体中文有很多表述习惯上的差异，而不仅仅是繁、简编码转换的区别。AI发展的日新月异对翻译工作者不太友好，但至少对读者在降低跨语言门槛上的贡献是积极的。

哈耶克的核心思想辨析

客观评价，这本书并非严肃学术著作。考虑到当初的写作背景，哈耶克是为了给那些对“美好、强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心生向往的英国学界“猛击一掌”，所以总体上它是一本“功能性”的著作，带有明显的目的性。殷海光的译本加剧了这种倾向，使它更像一本思想极端的宣传手册，让人忍不住生出被“填鸭”时的防御心态。再看原著的AI译本，感觉好了很多。哈耶克对自由主义局限性的思考也是有的，虽然只是“点到即止”。

哈耶克的核心思想包括：

信息分散理论

社会中的信息与知识是海量的，分散在所有具体的社会活动当中。不存在一个中央计划机构或个人能够有效地计划一切事务。

截至今天，这个理论仍然是勉强成立的。然而，在数字化变革越来越深入、广泛的今天，大数据已经使得中央计划机构的能力大幅增强，而且还在越来越快地继续增强。举例说明，目前的多维度监控系统已经可以精确到实时给出某个人的“威胁指数”，终端app和行为分析的颗粒度已经细化到每一台手机和上网设备，社交媒体的舆论管控已经可以近乎实时地触达每一条“不合时宜”的评论。即使在非数字化领域，中央计划机构的能力也是空前的。疫情三年，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单元的基本生存物资的分配和大规模的隔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实战演练。虽然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但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能力在不断进化。

很难说在不远的未来，“它”的能力不会发展到这样一种境界：一切大小事务事实上处于计划之中，但人们对此毫无感知。这种可能性不是0。

自发秩序

人类有意识设计的制度常常带有重大缺陷，应寻找一种在演化中自然形成的平衡调节机制，比如价格体系。

我们学过的课本中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看不见的手”，说的就是这种市场调节机制。我们这一代人因此对它带有某种情感上的信赖，确实，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它都是有效的，改革开放的成功就在于中央计划某种程度上的“放手”，于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基于科斯定理，达成了资源配置的极大优化。

然而，产业的发展已经上升到全球化规模，更遑论在一个国家之内。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递成本几乎为0，生产力又如此强大，规模扩大的边际成本也趋于0。那么，有效地组织生产能够轻易达到全国市场容量的天花板——赢家通吃的局面极易发生。垄断者一旦独占资源，这项事业就事实上走入了公共事务领域，市场化机制失效，只能靠政府力量实现约束。

可以这样想象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它好比一个弹簧，只在弹性极限内具有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但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都在冲击它的弹性极限。实际上，20世纪20-30年代的英国战后陷入衰退和大萧条，“自发秩序”的破产正是学界大量开始反思“自由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法治的一般性原则

一切事务都受到既定的、事先公布的规则约束，以便主体可以有效地规划自己的行为。

这一点非常认同。福山在讨论国家建制力量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表述：国家建制力量的一个根本意义就在于保障契约的有效性。只有对未来有明确的预期，才可以有效地规划现在，也才可能出现长期投资行为。

这一点很重要，有不少人以为哈耶克鼓吹极端自由主义，而极端自由主义将导致自由世界陷入一种无法治的、放任自流的状态。这是对哈耶克的误解。

但这个定义本身是否能称之为“一般性原则”呢？哈耶克在第六章也也阐释了，由于集体主义（哈耶克在本书中对“集体主义”的定义是“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方法”）计划的本质是一切行为都要符合整体的某个特定目标（社会主义的伟大终极愿景），而由于前述“信息分散理论”，它又不可能预先计划好一切具体事务，所以必须在具体事务上“临场发挥”（自由裁量权），从而表现为凌驾于（一般性的）法律之上。

自由主义社会的法治有极大的不同，其本身的终极目标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无论个人的目标是什么，都在这个过程中保障个人权利。自由主义社会不存在一个整体的特定目标。

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必然存在一种区别于法治的实质规则，而它是动态的。在第八章“who,whom”中，哈耶克进一步指出，这种实质规则打着终极目标（公平分配）的旗号，实际上必然会演变为权力的分配。

那么，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标题所谓“法治的一般性原则”的定义，从根本上就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类似地，也包括纳粹主义）。所以，如果用这个定义去衡量社会主义的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循环论证。

本书中的其他观点

计划与民主是泾渭分明的吗？

开篇，哈耶克就大声疾呼：不要以为邪恶只在你始终有意识防范的那些概念之中，仅仅从追求所谓美好事物出发，也有可能倒向邪恶的一面！这在1945年的英国是振聋发聩的。第二章他继续剖析，所谓社会主义伟大愿景很有吸引力和迷惑性，但它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如果从哲学的角度去审视前两章，是很有意思的。哈耶克其实无意中点出了计划与民主、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某种互为因果、互相演变的关系。看到人们为了“安全”而逐渐放弃“自由”，哈耶克痛心疾首，批判人们忘记了“已经拥有的一切当初都是怎么来的”。但人们为什么会面临“安全”问题呢？实际上，在面临整个社会的危机时，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互相转变可能只在一念之差。

英国对德国宣战后，德国的主流思想从自由主义转变为自我牺牲式的英雄主义只用了1年的时间。战争如此剧烈地重塑了人们的思想，很快德国的青年们开始鄙视自由主义，鄙视英国式的“商业主义”。这种转变有效吗？太有了。战时原材料局与兴登堡计划被认为是社会经济的高级形态，二十年后直接启发了希特勒。类似的故事发生在战后的英国。大萧条中，老式工业区成为黑色的疮疤，失业率一度高达20%。政府无能为力，自由变成了“见死不救”。曾经作为价值观另一端的德国，成为英国人的救命稻草；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也在熠熠生辉，散发出诱人的味道。只需要一些“计划”，就可以立竿见影……这究竟是现实的选择，还是与撒旦的交易？那个“整体目标”真的是虚假的吗？

第五章中，哈耶克着重论证了计划与民主的不相容性。总体目标与个体目标总是冲突的，而总体目标也不可能通过民主的方式取得大部分个体的同意，所以总体目标与民主的方法也是冲突的。而既然计划经济无法通过民主的方式征得多数人的同意，它就只能通过强制来推行——这就必然导致独裁。为了进一步防止大家被迷惑，他特地指出，一些本质上是计划的政府可能会采用民主的形式，甚至它的选举真的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志，但即便如此，一旦独裁者得到权力，这种权力仍然是不受制约的。它的权力之大，甚至可以左右选举的结果。

不得不说，上述论证过程是比较严密的。但他的结论，即“计划与民主不可能共存”未必始终适用。哈耶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中国也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这两个案例摆在面前，他或许不会采用那么绝对的表述。当然，新加坡和中国的情况是很不同的，新加坡可以归类为“较好的独裁”，这个概念在书中的第十章有讨论。而中国的关键因素在于“大”，它的体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可以“套娃”一个资本主义而不改变整体颜色。

反之，在自由主义的形态下，是否总是可以通过民主的方法征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来处理一切事务呢？当然不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小区中垃圾站放在哪里，都不可能满足每户人家的需求，总有一部分人与垃圾站的距离小于100米觉得环境被污染；另一部分人觉得距离超过100米自己走过去太累。这种囚徒困境是普遍存在的。如果建一个群，给大家痛陈厉害，部分人稍微让步，以取得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例子中尚是可行的。但在更复杂的情况下，未必总能达成多数一致。而且，这种协调方式，仍然是构建一个相对“虚幻”的整体目标，而让个体放弃自身利益——是不是很熟悉？根据哈耶克第十三章的思想，这岂不正是“身边的极权主义”在以“组织”的形式萌芽，需要大加防范？

自由主义的局限性

本书的相对客观性体现在，哈耶克并没有完全回避自由主义的局限性问题。当然，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正是因为这种立场的因素与理性的分析同时存在，使得他在书中不同位置的观点出现了明显的矛盾，这种矛盾特别体现在他对垄断的相关论述中。

关于垄断

在第四章，哈耶克对当时很多其他学者提出的“计划不可避免”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首先指出，垄断固然会产生，但它是政府调控的结果，而不是自然发生的。理由是规模经济并不会必然导致垄断。他采用的一个依据是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the 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tee）的一项研究。研究表明，大企业的最优效率，可能在满足大部分供应之前就达到。所以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不会导致竞争的消亡。

以我们现在的视角，可以很轻易地作出判断：上述研究结论（至少在当今世界）是错误的。实际上在越来越多的公共事业领域，大企业的规模优势不仅在满足一个国家的全部需求之前可以保持，甚至在满足全球需求时仍能保持。同时，现代金融体系提供了如此之多的工具进一步利好大企业的扩张。如果不加以限制，仅凭自然发展就足以出现一家独大的结果。

其次，哈耶克指出，越是复杂的工业文明，越只能依赖有效竞争来实现协调，而不是计划经济。这话没错，基本上就是“信息分散理论”的自然推导。但这仍然回答不了计划经济为什么必然出现的问题。因为如果因为某种外因，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转变（比如1914年的德国），所谓协调的目标就发生了改变，不再是“你要的有效”，即以捍卫个人权利、达成社会资源最优化配置为目标的有效；而是“我要的有效”，即服务社会整体特定目标的有效。

第三，哈耶克承认，存在除非垄断或政府介入，否则无法应用的某些新技术。在一点上，他的批判显得有些天真：人们可以选择放弃这种新技术的益处，等待其自身克服（必须集中力量才能实现）的缺陷。在等待的过程中，仍然可以鼓励其他类似技术的发展，以保持有效竞争。这当然是不现实的！估计哈耶克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种想法的天真，于是他接着找补，指出技术专家容易被计划主义打动的原因是，计划可以在特定技术领域更早实现美好目标，因为计划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个社会存在一大把理想主义的技术专家，不可能同时满足他们所有人。所以哈耶克提醒：要谨防技术专家变成狂热分子！

在上述第三点中，哈耶克本意是想论证计划并非不可避免，但实际上反而论证了计划的不可避免性。新技术的发生对旧技术总是碾压式的，所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果能在可接受的周期内看到可预期的成果，即便它需要垄断或政府的介入，所有相关人都会立即投入资源将它尽快实现。

在第六章中，哈耶克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垄断，但他在讨论法治的正义性时，表达了他的一个价值主张。他承认，法治的形式正义（即公平的规则）不会导致实质的“正义”（即平等的结果，注意这里的正义加了引号）。他认为这是没问题的，只要形式的正义保证了规则没有“预设”某一特定人群拥有更多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少数人最终取得了大量的财富，不属于“特权”。

但我认为这种想法仍然是有问题的。在资本自由市场，我们经常看到，财富的集中是一种正反馈现象，在公平的规则之下，无需政府或计划的介入，财富就会自发地往财富集中，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这种集中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这是一种冷规律，其原理与宇宙尘埃中形成星球是一模一样的。在所有尘埃都面临同等机会的情况下，总有那么一些尘埃偶然集中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优于其他尘埃的引力。这种引力会集聚更多的尘埃，整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加速的正反馈过程。回到经济社会中，更大的财富体量意味着更强的容错能力，也就拥有更多的机会。

甚至可以说，在政府不介入的情况下，资本的垄断总是会发生，这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暂且不讨论政府计划下的垄断情形）。哈耶克有意无意回避了这一点。

在第十三章，哈耶克再次阐述了垄断如何发生，并指出，一旦垄断发生，在企业内部就呈现出某些计划经济的特点，并且也存在事实上的剥削。他提出的解决思路是国家控制（注意不是国家管理）。他期望国家对这类垄断实施某种限制，比如控制其利润水平，以增加它的竞争对手们的机会。简言之，政府与垄断不能站在一边。这一点我认为倒是点出了自由主义垄断与社会主义垄断的区别——后者政府与垄断显然是站在一边的，垄断成为了计划的另一种形态，同样为整体特定目标服务。当然在实践中可以发现，自由世界的垄断与政府一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政府在很多时候成为了资本的代言人，正如哈耶克在第六章指出的法治的模糊地带，即便是从长远来看是形式正义的法律，也可能在短期内被特定人群利用。这也侧面证明了计划性质的行政力量与权力的分配同样出现在自由世界，只是其比例的大小有区别。

关于安全

哈耶克在第九章“安全与自由”中的观点，和他在讨论法治的正义性时的价值主张一脉相承。但这也是哈耶克写的最“绕”的一章。放到本书写作的背景来看，应该能理解这种情形。第九章开宗明义，哈耶克表达的非常明确：自由主义意味着没有绝对的经济安全。反之，如果追求绝对的经济安全，那么就意味着丧失自由。

但这种说法在大萧条中不会给人以力量，因为彼时失业问题正是英国头疼的最大问题。在第十四章中，哈耶克再次表示，即便是现在大家普遍认同的最重要目标——消除失业，也不意味着它应该主宰一切、不惜一切代价地完成。他举例说明：战时的特殊岗位人群拥有相对较高的薪酬，但战后这些特殊岗位削减，他们必须面临生活水平下降。

按照上述逻辑，一个对哈耶克立场的合理推测是，如果新的技术导致旧工业大量失业（英国的情形），那他们应该自生自灭才对，因为不能为这种“安全保障”而丧失自由的根本原则。但不是。他提出了一些很别扭的观点：国家应该兜底，但不直接在市场之内兜底，而是在某种“市场之外”解决问题，从而不伤害自由竞争原则。

哈耶克没有回答具体是如何在“市场之外”解决问题。他先是说，解决方案不必需要采用一个旨在取代市场的特殊规划；然后又说，充分的安全保障是政策的主要目标。坦率地说，哈耶克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或者说他干脆回避了这个问题。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福利社会”（社会主义的其中一种称谓）如此吸引那些（哈耶克所痛骂的）西方学者的原因之一。

关于绥靖

《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并非没有国际视角。第十五章哈耶克专门探讨了“国际秩序的前景”，强调不要试图把计划国际化，要实行一般性规则与自由贸易，不能搞跨国配额和统一目标。他的这些观点简直大错特错，考虑到他写作本书时，整个欧洲最可怕的绥靖已经发生，我认为哈耶克在国际视角上简直可以用麻木来形容。当然，也有可能是为了与全书的自由主义基调保持一致——这就难免有点“站队主义”了。

让我们来看看20世纪30年代都发生了些什么。

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用了一年时间给出结论：不承认“满洲国”，主张日本撤军，确认中国对满洲的主权。然而一年的窗口期让日本形成事实占领，而最终没有采取任何制裁。

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国际联盟采取了经济制裁，但只是软绵绵的半拉子制裁，甚至英法还在联合商量割让埃塞俄比亚的领土换取意大利停火。

1936年，德军进驻莱茵兰非军事区，结果英国倾向于“不要激化局势”，法国犹犹豫豫，错过了阻止事情进一步发展的最佳机会。

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英法再次口头抗议，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938年，割让捷克苏台德地区，换取希特勒不再扩张的虚假承诺。

……

实际上，如果把以国家为单位的整体目标全盘放弃，自由主义就必然导致国际上的绥靖主义。这还只是英国作为“旁观者”时的情形。如果直接置身于国家之间的战争之中，面对全社会级别的危机，自由主义将不再适用。

之前我曾经描述过所谓“现代文明”的定义（参见：人类文明的推演和归宿），在制订一种国际法之后，自由世界防止穷兵黩武的侵略者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集中大家的力量。这本来就是国际契约的主要目的。但如果将决策全盘交给自由主义下的民主，由于远在天边的战争威胁并不会立即对个体的生活带来明显的影响，民主的共识几乎一定是绥靖的。

有效竞争与幸福的本质

让我们回到更多认可哈耶克的部分。书中，哈耶克多次提到“有效竞争”。能够感受到，“竞争”是自由世界崇尚的精神内核，被认为是各类协调方式中的最优解。政府的公共事务不能伤害有效竞争；政府对失业人群的安全保障不能伤害有效竞争；面临复杂问题的自发秩序，仍然依靠有效竞争；而法治的本质目标就是保护竞争的有效性。

但哈耶克没有尝试论证：为什么“有效竞争”是最优解？可能在自由世界的价值观体系中，这是一个不言自明、无需证明的结论。但我们作为“集体主义”社会的一分子，这个问题是值得深究的。

通俗的理解是，竞争能够有效调动个人的潜力。在公平的规则下，如果一个人竭尽全力就可以明确地争取更多的机会，他当然会去努力。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但我们可以在这个思路上更进一步。

按照马克思的“五阶段”论，社会主义的下一步就是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精神极大自由。这看似一个完美的提法，但却蕴含着根本性的矛盾：当物质极大丰富时，精神只会极大空虚。马克思理论的矛盾之处还体现在，它一方面强调“劳动创造人类”，一方面又说要“摆脱必然劳动”。25号宇宙试验的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老鼠和人类不能相提并论，但直觉告诉我们，实验揭示的某种本质，对于老鼠和人类来说都是一样的。

我们设想一下：何为幸福？如果一夜之间财富自由，一辈子吃喝玩乐不愁了，是不是就达到了终极的幸福呢？显然不是的。

我和朋友们曾经多次探讨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幸福来源于面对困难时的努力，以及努力带来的有效成果。如果要换一种更加简明扼要的表达，那就是：征服。唾手可得的东西无法带来幸福，困难与挑战才是幸福的要件之一。这一点孟子早就看得很清楚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由此，我们就从另一个角度得出了与哈耶克相同的结论：共产主义关于“物质极大丰富，精神极大自由”的美好愿景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而不奢谈整体目标的自由主义反而为个体提供了幸福的必备养料：竞争。

竞争当然会影响“安全”。哈耶克已经说明了，国家需要提供基本的、生存层面的安全保障，但更多的就不好说了。这成为一个潜在的被抨击点。然而，可以从反面来反驳批评者：如果淡化竞争乃至失去竞争，可能会带来另一种更大的不安全。集体主义的一个本质缺陷在于，它表面上看似集中了力量，但由于个体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激发，导致整体的力量不增反减，甚至不能自给自足。“大锅饭”中，吃饭不要钱，顿顿馒头管饱，超前消费的结果就是迅速掏空存粮，成为大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就是说，集体主义不仅描绘的愿景是乌托邦，其采用的路径同样杀机重重。“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剧本，至今还在神州大地处处上演。

集体主义与内卷

在第七章中，哈耶克描述了极权主义的恐怖图景。通过对经济事务的控制，极权政府进而控制了人们的一切事务。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这种控制将不断深入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设想这种控制涵盖了个人的职业选择，通过为不同职业设置不同的准入标准以限制就业选择；通过人为设置每个岗位的报酬条款，让每个人的努力变得毫无价值。在这种社会中，唯一有真正价值的岗位就是参与分配的政府岗位（公务员）。这些描绘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主义与纳粹主义的糅合，可能会让一部分人对其中一部分内容产生共鸣，但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以中国的例子来说，如果真的一切都像哈耶克描述的那样，那就根本不会出现“内卷”这种事。参考日本的江户时代，真这么玩下去没准还能培养出一代工匠精神（手动狗头）。

事实是，中国找到了更加“巧妙”的方法。一句话表述就是：在将资源吃干抹净的情况下，仍然给你有希望的错觉。

表面上看，中国人是相对自由的。职业选择是自由的，薪酬的高低也能通过竞争体现出差异。各行各业基本没有准入限制，人人平等。但中国人普遍戴着一块由观念和现实共同铸造的沉重枷锁，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三座大山：教育、医疗、房产。具体这三座大山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不再赘述。这里我们仅将哈耶克的理论借来一用，来看看为什么中国会出现严重的内卷。

第七章中哈耶克对“金钱”作了一个（在我看来）比较新颖的定义：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它给你选择的机会。进一步地，它能够让人们以所偏好的方式满足那些“不那么重要”的需求。在这个方向上，哈耶克没有作进一步的延伸。而在我看来，那些“不那么重要的”边际需求的无法被满足，恰恰是“内卷”的根源。

如果把房产价格中土地那部分溢价也算入对“集体主义”伟大愿景的贡献，那么它就也是一种广义的税。如果再把我们在教育、医疗上因为某些无法超脱的陈旧观念带来的额外消费也算入，那么更广义的“税”几乎占据了中国人收入的全部，有一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感觉。

巧妙之处在于，“三座大山”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刚需”，是为了自己。既然钱都用在了“刚需”上，那“边际需求”（或许可以发明一个新的短语与之对应：“边需”）只能放在一边了。三座大山的“刚需”有个神奇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在一定范围内是无上限的。想不开的人们收入100万就花100万，收入1000万就花1000万。这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人们总是要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于满足“刚需”，而“边需”的缺位使得他们在职业生涯或收入结构上别无选择。另一方面，“边需”所对应的潜在消费市场不可能茁壮成长。“消费不足”或者叫“内需不足”的问题持续了这么多年，当然是有系统性因素在的。

在这个过程中，集体主义“犹抱琵琶半遮面”。表面上，你是为了自己；本质上，你都贡献给集体了。表面上，集体没有来干涉你的经济事务；本质上，它几乎计划了你的全部人生。

从这个角度来看，“奴役之路”的表述恰如其分，虽然方式与哈耶克设想的有所不同。

真相的终结

第十一章中，哈耶克论述了极权社会是如何通过宣传工具对大众进行洗脑的。统治者无论是否出于主观意愿，他都必须构建一整套全新的价值体系。无一例外地，他们都会动用“语言”的工具。通过对一个旧词汇赋予新的意义，在摧毁了这个词的本来意义同时，也进一步摧毁了需要使用这些词表达的思想。这一点，在几年后的奥威尔《1984》中有着更加生动的描述。他提到的另一个角度非常有启发：极权社会有意识地谴责那些不带有目的的纯抽象、纯客观事物。因为从安全角度考量，一切事务都应该具有符合终极目标的目的性。如果缺少了目的性，它就有可能被赋予另一种可能危害终极目标的新目的。换言之，一张白纸是危险的，因为它的内容没有被纳入“计划”。

对这一章的内容深表赞同。用上述逻辑来看待如今我们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能够豁然开朗。我们意识到，在任何文件的第一段之所以那么写（具体怎么写不再赘述），不仅仅是一种表忠心的形式，更是一种“本文件符合终极目标”的安全声明。纯逻辑思维如果不带上政治的缰绳，很容易与终极目标南辕北辙，需要定期自查自纠。那种服务于终极目标的、假想的“至高理性”，就是这样在集体主义的路径中被事实上摧毁。

Why the worst get on top

这是本书的第十章。哈耶克试图证明，在极权社会中，总是最“差”的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第一个角度是，只有强大且无视民主程序、公共道德的人才能掌握极权工具，并（在一开始）取得支持。这个观点非常赞同，因为这与集权或极权的本质特征密切相关。为了那个伟大目标，就必须无视眼下的牺牲，这就要求“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公共道德。在这方面，俄国的孟什维克们是个绝佳的反面教材。那个整体的特定目标已经确立，他们却还在天真地等待着多数民众的同意。甚至当权力已经摆在桌上唾手可得的时候，他们都不愿意勇挑重担，因为感觉这过程不够民主。他们被布尔什维克干掉是应有之义（手动狗头）。

但接下来的论述就不敢苟同了。哈耶克认为，受教育水平越高，就越不可能达成价值观的一致。所以最初组织起来的这帮人注定没有很高的教育水平。其次，团队想要壮大，就必须对其他人洗脑，而能被洗脑的肯定也是一帮没有什么自身信念的人。再次，仇恨更能团结队伍。由于社会主义的其中一个本质特征就是阶级斗争，这第三点算是切中肯綮。

他的说法有一个隐含的前提，那就是第二章的内容，即“伟大的乌托邦”。在他看来，所谓美好的伟大愿景都是虚头巴脑忽悠人的东西，所以信它的人自然都是一些低教育人群。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个整体的特定目标，并不一定是虚幻的。

无论是德国在战时的思想转变，还是英国在战后大萧条时的路线之争，所讨论的都不是某个虚无缥缈的目标，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需求。除了这些客观的大背景因素之外，正如哈耶克在第四章中分析的，技术专家也会被“计划”能够快速实现技术理想的优势所打动。在第十三章中，哈耶克对其他学者提出的“潜在丰裕”（potential plenty）嗤之以鼻，但我想说的是，至少在部分领域，通过计划手段将“潜在丰裕”转变成“现实丰裕”，是已经实实在在发生了的事实。

哈耶克在第四章曾经嘲讽德国的高速公路，虽然蔚为壮观，但其交通量却低于英国的很多次级道路，以此作为在“计划”下资源错配的证明。这基本上符合当时的现实，但从更长远来看，并不能完全否定其价值。以中国为例，公路的快速发展确实也面临很多“过度建设”的质疑，但不能因此完全抹杀其基础设施对社会经济的支撑作用。如果说公路这个点仍存有较大的争议，那么国家电网的建设无疑是“计划”成功的正面例证。如果在一个自由国度，仅仅通过自发秩序，是不可能在同样的时间周期内达到同等水平的电网覆盖的。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不能同意哈耶克在第十三章对“组织”一词的污名化描述。

回到本节的主题。正是因为整体的特定目标并非一定虚幻，所谓的“潜在丰裕”概念真实存在，以及“计划”对于技术专家的真实吸引，哈耶克的结论：“最差的人走上顶峰”是不成立的。如果观察中国的公务员与老百姓的平均素质水平，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延伸思考

为什么恐龙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统治地球？因为它太大，不懂得合作。为什么蚂蚁没有统治地球？因为它太小，不懂得自我。人类刚刚好，既拥有足够的个体智慧和自我意识，又足够谦虚能够在很多事务上良好协作。所以，我们注定要在两种倾向中永恒地摆动。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就像是同一块磁铁的两极。在平原地区，大规模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大型水利设施以及集中式的耕种，这里便是集体主义的土壤；在山区或岛国，生存更依赖猎手的个人能力，那这里就是个人主义的温床。

哈耶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背景，决定了这本书的历史局限性（我们没必要把这个辩证法的词汇当成洪水猛兽）。80年过去了，我们再看它时，便能以更加超然的视角去审视作者的观点。

放到时空中去看，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不同的背景下，会发挥不同的作用。显然战时、大萧条时期，集体主义更占优势；而在和平年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更令人向往。如果能在需要的时候切换到对应的制度体系，那就属于是神一样的操作，古往今来可能只有华盛顿一人能做到而已。

放到世界竞争的格局中去看，我认为只有领先者才有资格谈自由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机会主义，如果恰逢其时，会造就百花齐放。但若处于技术发展的瓶颈期（比如基础物理学已经基本停滞了1个世纪），这就给了竞争者机会。竞争者可以用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凭借“计划”的手段，集中力量于一点，给领先者带来沉重的打击，甚至可能是灭顶之灾。

放到技术发展范式与不同制度的兼容性去看，每当科学的发展停滞，集权的力量就会发展，因为集权的计划力量能够一力破十会，把既有科学成果的应用做到极致。而一旦科学的发展进入新一轮的井喷，范式转换中，民主的力量会重新占据主流，因为创新必然来自更自由的灵魂。

最后，一切的一切可能都会在未来的AI时代中毁灭。AI如果剥夺了人类劳动的权利，相当于剥夺了幸福的权利，也就剥夺了生命的意义。如果它被少数人控制，那么人类将迎来最深沉、最绝望的独裁。

最后，放一张多年前做的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