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大帅的“戏台”

一、羊肉泡馍的故事

记得5年前去西安出差，晚上和两个同事去探馆子，找到一家挺有名气的羊肉泡馍店。点了几个主打菜，当然少不了羊肉泡馍。一会儿，服务员端上来几个饼，白净光洁、触感柔软，不是煎饼，也不是烧饼，更不是烙饼，咬下去口感还不错。我们以为是餐前小点，就和西餐主菜之前的面包一样，于是一人一个吃了下去。等到全部吃完，大伙儿口中发干，但服务员连个汤都没上。我有点恼火，端着空碗走到前台，找到了那位给我们上饼的服务员，开启了一段经典对话：

“你汤呢？”

他惊诧地看了看我手里的空碗，又望向我，眼神里满是惊恐：“你饼呢？”

今天去看了陈佩斯的《戏台》，看完我就想到了西安的饼。当然后来我知道那就是“馍”，得客人自己把它掰开了、掐碎了，一点儿一点儿地拆成一大碗，然后去加汤和羊肉，这才是一个完整版的“羊肉泡馍”。32年前，《霸王别姬》就是一碗回味悠长的完整版“羊肉泡馍”，而32年后的《戏台》只是那块饼，其实手几乎已经把饼拿起来了，就在洪大帅的手下举起枪的那一瞬——但两秒钟后电影跳过了它，手放下了，饼完好无缺，白净光洁，触感柔软。

掰饼是需要耐心的，看电影也是。我确实无法接受坐在那里掰上半个钟头，但为了《戏台》的第二个彩蛋还是等到了最后。在放完漫长的全部片尾演职人员名单后，凤小桐跳河自杀了。这让整部电影终于有力了一些，如果彩蛋也算作电影一部分的话。有耐心的观众很少，我那一场看到它的人，连我一共两个。

豆瓣上的评论有些两级分化，有人觉得“权力摧毁艺术”已经是烂大街的题材，也有不少年轻人不喜欢京剧，觉得守旧的戏班不值得同情。确实故事本身缺乏张力，从表演来看也不出挑，“话剧味儿”很重。故意为之的荒诞劲儿有一些，但缺少了情节铺垫和情感共鸣，这种荒诞主义风格能引起多少反思令人存疑。

当然这都不是批判陈佩斯的理由，《霸王别姬》搁到今天，起码得剪掉1个小时，还原成一块饼的模样才能公映。换个视角来看，对“艺术”的欣赏原本就离不开作者本人的经历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把这两样掺进去，口味就丰富起来了。不仅如此，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观点来解读它，而不用在乎陈佩斯“究竟想说什么”，正如罗兰·巴特说的，一件作品一旦发表，作者就已经“死”了，解读它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读者或者观众的手中。

在我看来，《戏台》根本不是五庆班的戏台，而是洪大帅的戏台；故事看似发生在德祥戏院，实际上发生在整个政权交替的北平。这部电影最大的亮点在于充满荒诞感的“洪大帅”，他的巨幅头像挂在德祥戏院的门头上，恰恰说明他才是这出戏的主角。当电影最后“蓝大帅”出场，你就会意识到前面那位为什么姓“洪”了——我相信这绝非巧合。在我眼里，这部戏无关京剧，它可以是京剧，也可以是别的东西，京剧只是承载叙事的一种方式。

真正的主旨是“权力定义正确”。套用教员的话，“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为什么那么迷人？因为“政权定义何为正确”，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项羽不肯过江东？给我过。戏不好听？给我鼓掌。不听话？给你一个窟窿。

二、媒体监督的消亡

我们的表达并不总是这样欲语还休的。《顽主》中的于观，一脸得瑟的和门口的观众耳语“但有一点可以透露，节目相当粗俗”，是1988年。《东方红·时空》内部春晚，敬一丹深情款款地说“春，不是叫出来的，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是2002年。南方周末的艾滋病调查报告直接促成了艾滋福利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是2004年。《大同市长》的耿彦波当着导演的镜头拍桌子“拆迁干不了就换人”，是2008年。柴静作为一名央视记者可以当众说出“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就只是一张纸”，是2009年。然而就在柴静和吴保全一起回顾这句话之后不久，柴静就触到了那个边界，被调离了《新闻调查》。这感觉就像是《异次元骇客》，道格开着汽车一直抵达城市的边缘，终于明白一切现实不过是虚拟的。吴保全为了争取那个权利，从“相信法律”升华成了“信仰法律”，信仰这个词用的很艺术，它的意思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

很多从事人文、媒体的人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新闻调查》、《焦点访谈》，包括《南方周末》，早已经证明了，中国不缺有能力的调查记者。2008-2009年，他们仍然沉浸在某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中，当时的很多节目和文章的选题和内容现在看来如同发生在异次元。这样下去怎么能行？长此以往，人民不但知晓了太多真相，而且还学会了逻辑思维。2010年，中宣部发布“新闻管制禁令”，禁止报告灾难事故和极端事件，禁止异地采访。到了年底，“阿拉伯之春”风起云涌，更是让国内如临大敌。2011年，《限娱令》发布。2013年，中办明确“七不讲”，我听说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这个最终选择了移民。

我觉得，那一代媒体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拥有过、实践过理想；但又是最不幸的，因为他们亲眼见证了理想的破灭。但说完全破灭也不尽然，苍茫大地上仍然有数不清的微小火苗，你得拿起放大镜才能发现它们。在疫情刚刚开始的那几个月，我每天遍览国内新闻，还是可以从遣词造句中，从标点符号里，解读出那些隐藏极深的不和谐信号。《人民的名义》掺了那么多水，终于达成了真实的“让子弹飞一会儿”。就连《年会不能停》，那句“执行不坚决，就是坚决不执行”也让我眼前一亮：胆子不小啊，敢调侃现任政治局委员？

所谓“媒体是第四权”的说法是不能提的，因为“七不讲”其中就明确包括“新闻自由”。陈云说：我们不能搞《新闻法》，因为当初我们共产党就是利用它钻了空子。怎么能重蹈覆辙？从逻辑上判断，没有《新闻法》，就已经谈不上民主了；2013年之后，完全剥夺了媒体的监督功能，只保留宣传功能，更是鲜明的集权化、威权化特征。逻辑这东西真害人，怎么能得出这么可怕的结论？好在学校不教。但不掌握逻辑，又怎么治国？所以公务员要学。本质上看，考公务员主要学的就是逻辑学，这门学科堪称当代的《素书》，教员说了，“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嘛。

但有意思的是，我们还是要把“民主”挂在嘴上。为了与毒草“西方宪政民主”相区分，我们发明新词汇“全过程民主”。这让我想到列宁发明的“民主集中制”，关键词是“集中”，而不是“民主”。同样地，”全过程民主”的重点是“全过程”，也不是“民主”。这有点像肉汁拌饭，本质上还是饭，但带点肉味，狗爱吃。

大概是2023年，美国已经不再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还处在“发展中”阶段，那不可避免地要“摸着石头过河”，媒体的监督功能是一种必要的反馈机制，可以减少踩到河里的机率。现在既然已经“发达”了，那说明已经上岸，脚下是坚实的大地，石头不必再摸，内心充满信心，剩下的只有正确，“伟大、光荣、正确”实至名归。

记得有一次姜文在浙江大学搞活动的时候，有个女学生问他：您为什么不直接拍一些针砭时弊、讽刺当下现实的电影？姜文硬是楞了好几秒钟，回答说“现实已经够讽刺，电影得留点余地给观众自己体会。”这就好像服务员说，“你馍都不掰我怎么给你上汤？”在当下我们在谈论真相的时候，不能自称真相，必须套上一层皮，比如娄烨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它用一种特别的蒙太奇手法，在一部注定不能上映的电影里，讲了一个注定不能上映的电影的故事。又比如《国士无双》，它只能用一种类似评书的体裁，才能描述那段与历史课本大相径庭的近代史。由于地面太贫瘠缺少地气，我们的艺术创作升华到了架空的境界，比如动不动就来个穿越，又或者《给猫配上狙击枪》，把情绪装进另一个维度中去，就可以非常安全地隔离各种病毒和负能量。

三、“正确”的绝对性

“正确”这个词由来有自。1951年，教员首次写道：“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并向各级干部讲明白。”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怕讲不明白。当时已经决定要搞“三反”，搞内部斗争，万一把自己搞垮了，把整个党都全盘否定了怎么办？所以要定个“正确”的基调，显示出是健康的是大部分，被清除的只是不健康的小部分。

从逻辑上分析一下不难发现，“伟大”、“光荣”都是感性词汇，它没有对错之分。但“正确”可不一样，它是一个理性词汇，是不可能作为一个主体的本质属性的。打一个比方来更好地理解，你可以描述一个篮球球员“敏捷”、“积极”，但不能把“命中率”作为他的一个固有属性。有一些意淫小说会描写一个“投篮命中率100%的球员”，这意味着什么呢？由于他理论上可以往任意方向扔出篮球，而设定又是“100%命中”，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必须移动篮筐来接住他扔出来的篮球。

荒谬吗？是的，但是太好用了，感觉太爽了！由于党是“正确”的，那么一切与党不符的说法和做法，当然就变成了“错误”的。1956年八大会议，这个词被刘少奇写入正式报告。他没有想到，10年后，他就被定义成了那个“错误”的部分。1956年之后，“伟光正”被广泛使用，深入人心。由于“正确”是党的本质属性，所以任何现实问题都可以找到别的原因，任何质疑都变成了反党反革命。1957年，当时出了一本《毒草集》，专门搜集右派分子的言论作为反面教材。这些言论大部分是逻辑分析的产物，比如“不懂专业的党干部瞎指挥”，“党内也有腐败分子”，“国民党也是有能力的”等等。由于太懂逻辑，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死在了大西北，死在了夹边沟。大概这些右派们吃树皮吃到便秘活活憋死的时候，会暂时性的忘记逻辑学，从而得到彻底的改造。从这个角度来看，取消逻辑学这门课是对的，这得让多少青年学生得以避免悲惨的结局啊。

如果认真地把“正确”当成党的基本定义，很多看似矛盾的、奇怪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比如“党大还是法大”这种问题看上去就很可笑，“党说法大”，这答案不是显而易见吗？又比如，明明规章制度说火车车厢封闭20分钟就要开门开窗，为什么还要憋上3个小时？因为规章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法”，“党”还没表态。再比如，所谓“人权”，如果与党不冲突，那你有；如果冲突，你就没有。什么你说“天赋人权”？抱歉，根据中办 〔2013〕9 号文件，不得鼓吹普世价值。

妄图通过揭示“真相”来揭穿这种“正确”是不能成功的。须知绝对客观的真相是不存在的，因为人总需要用眼睛去看到真相，用耳朵去听见真相，再用嘴说或手写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过程中真相就失去了其客观性。而客观本身又是被这种“正确”所定义的，所以真相比“正确”低了两个档次，怎么可能撼动后者呢？

还有一些小粉红会很纳闷，明明我是站在党和国家一边的，怎么发帖也被删了呢？因为他们还是没有理解到这种“正确”，是一种根本性的、公理性的、定义上的、不言自明的正确。你尝试用赞同、支持来加强它的“正确”，相当于玷污了它的“正确”，使之沦为一种可被证明的正确，这是非常危险的。

四、“正确”的相对性与相对相对性

但是无论如何，“正确”毕竟还是一个客观定义，严格来说它不可能每1秒、100%的正确。所以，落实“正确”还是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三个相对性，我称之为“正确”的“相对论”。

第一是局部与整体的相对性。整体的“正确”是前置属性，如果确实搞出了很难自圆其说的失误，可以从局部来找原因。比如大跃进和三年饥荒是“执行层面”问题，甚至是“自然灾害”；比如文革是“四人帮篡党夺权”问题，党仍然正确。又比如近年来的反腐，几乎两三天就要抓一个厅局级以上干部，但都是“偶发现象”，都是个别干部理想信念丧失，绝对不是组织的问题。

第二是过去与未来的相对性。在某一时期，党无疑都是正确的；在未来的某个时期，未来的党在回顾过去的党时，可以部分抹杀其“正确”性，形成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承认“我们走了一些弯路”，从而凸显出未来那个时期的“正确”性。但是不管如何，在你呼吸的每一分每一秒的当下，党都是正确的。“正确”的这种跨时空的相对性当然会引发有害的思辨和怀疑，所以也是一种机密，如果有人妄图把过去的资料挖出来和当下作比对，搞一些别有用心的“合订本”，这是寻衅滋事必须予以打击。因此很多过去的著作是必须下架的，连教员也不例外，比如他的《选集第五卷》。

第三是内部与外部的相对性。千万不要以为因为永远“正确”，党就不会反思。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吃不下去，老百姓冒死发明按户包干，党内部参考了。劳教制度变成滥用职权的工具之后，在一又波一波的呼声面前被废止了。《大逃港》中，投河断绝儿子念想的母亲、半夜冲下鹰嘴崖的年轻生命们，冲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户籍制度改革，农村社保制度的完善，以及先补后征新土地法，都是进步。往近了看，我们常常诟病政府在重大事故之后只知道掩盖不知道反思，实际上并非如此。2019年的利奇马，2020年的南方洪灾，中央于是将“韧性城市”写入了顶层战略。梅大事故发生后，交通部组织了规模巨大的设计回溯，要求各单位自查自纠。只不过这些反思和举措通常不会宣之于众，而是控制在一个“内部”的范围。废除劳教制度功归孟建柱，改革开放则功归邓小平，那些群众的眼泪和鲜血很快被遗忘。纠偏的主体仍然是党自己，“正确”的一贯性和权威性得到了维持。

总结一下“正确”的相对性就是，整体是正确的，局部不一定正确；现在是正确的，过去不一定正确；外部是正确的，内部不一定正确。但这种“相对性”又是“相对”的，因为它有一个绝对的保障，即只有党自己可以处理这种“相对性”，指出党的问题（局部的、过去的或内部的）只能由党自己来。这就保证了党的“正确”的绝对性：“否定之否定等于肯定”，“相对之相对等于绝对”，Perfect。

四、“正确”之下的“自愿”

洪大帅的黄金小手枪很有意思，体积特别小，握在手里别人根本看不见。本来很是和谐，洪大帅挥舞令旗，吴经理、侯班主、徐处长如臂指使，很有“自愿”的味道。结果八爷来了，他不知道洪大帅手里有枪，还在那儿大谈什么权利、规矩，鼓吹“买了票就得有座儿”这种歪理邪说，说不得，那只能给他来一个窟窿眼儿。之后戏园子门口架上了机枪，大伙儿就自觉多了，这阵势让我想起了塔利班举着AK让大家进行“民意表决”。洪大帅掌权的时间太短，所以只能采用这种简单粗暴的“塔利班方式”。如果能连续执政个几十年，方式肯定就优雅多了。

比如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说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强迫性的，人们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实施计划生育的”。如今人口生育率不断下滑，各种鼓励二胎、三胎的政策不断推出，如果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想必还会想办法让你继续“自愿”。疫苗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原则，也从来没有强制过，如果你觉得被强制了，那都是下面人执行的“局部”问题。2022年，上海市领导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上海从未封城，因此也不存在解封”，也就是说，老百姓们都是“自愿”闭门不出的。

对于这类“自愿”我倒是有切身的体会。2022年4月，老妈病重，我们一家决定赴上海看病。在距离上海市界还有30km之后，以及进入上海市界20km以内，我们在路上没有见到任何一辆小客车。我们在一个空荡荡的服务区全副武装成3名“大白”，在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上行驶，感觉像是进入了《生化危机》电影。宾馆几乎全部关门，只有隔壁和医院合作的小旅店还在营业。医院只允许1人陪护，我于是开车出去闲逛，无人机拍下了空无一人的美罗城。在一个卡口警察把我拦下，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到处看看”。警察怒斥：你没看到告示吗？“非必要”不允许上路？我语塞，确实很难解释“到处看看”是一种必要的需求，就像中央美院朱皓月的那首《非必要离校》，这首诗写的太好了，我全文摘录一下：

实习、挂号、雅思课，算是必要的吧
那蹲守一朵飞檐上的云呢
捂回一袋板栗呢
被落叶淋上头发呢

坐两个小时昏昏欲睡的校车 去牵另一半的手呢

万一 这张照片被传成经典呢
万一 这袋板栗分给了一个濒临崩溃的同学呢
万一 淋湿的是一个诗人呢
万一 这辈子就是他呢

疫情让一切都变成了正襟危坐的必要

诶 人间是由无数个非必要组成的呀

到了五月中旬，传闻要“解封”，结果又开始“静默”，宾馆连进出都不让了。我问前台，谁通知的？什么时候结束？答复是微信群里说的，没有正式通知。也就是说，是咱们“自愿”静默。有人步行12个小时赶到火车站，就为了逃离上海。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移民热潮——这倒是真正的自愿，但随即百度关闭了“移民”这个词的热度趋势页面。

6月1日，不是“解封”的解封。凌晨0点，我扛上相机走上街头，走到武康大楼。我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他们拎着啤酒，三五成群聊着天，拍着照。有一位姑娘画着精致的妆，挎着一只小巧的手包，对着街角比出胜利的手势，我拍下了她的背影，她的身上映着红色和蓝色，那是警灯的光芒。是的，整个路口一共布置了7辆警车，包括1辆防暴车。我看到年轻人开着跑车呼啸而过，老年人牵着狗在路边漫步。此时是凌晨1:30分，我感到荒诞而又酸楚。我想，真正的自愿是不用写在纸上的吧。

由于老妈病情反复，我在上海滞留了50多天后，还是1人先决定返宁。回来的时候当然知道要隔离，我也准备好了配合。到了南京主线收费站，办完了登记填表查码，工作人员又递过来一张《承诺书》，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为“我自愿自费在XX酒店隔离XX天，每天费用XX元，一共XX元”；下半部分为“我同意隔离期间车辆集中存放，并保证没有家属取车”。“自愿自费”四个字如此刺眼，我浑身不舒服，感觉像是大夏天的突然被人从领口塞进了一条蛇。

我拒绝签字。我其实清楚这张纸是什么意思。强制隔离还要收费没有法律依据，但绝大多数地方政府以及中央对此问题均采取“模糊处理”的策略。这里的核心概念是“隔离是否强制”，如果是强制，那么就适用《防疫法》，政府就必须为隔离买单。所以，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简单的承诺书，但“自愿”二字却是政府赖以绕过法律的猥琐手段。我问工作人员：“既然是自愿，那我是否可以选择不隔离？”答曰：“可以，你原路返回就行。”哈哈。

从下午4点多僵持到夜里9点半，工作人员突然表示：“领导沟通过了，你可以免费隔离。”——“那字还要不要签？”——“要签。”可惜是否免费并非我的首要诉求，“自愿”二字才是我诟病的重点。我把承诺书上“自愿自费”四个字划去，改为“同意”二字。既然已经答应免费，那自然后面的费用相关空格以斜线划去。我太乐观了。也许是“同意”两个字太过傲慢，触怒了某位领导，二十分钟后，工作人员又发来微信“你必须按规定自费隔离”。

在收费站外用水马隔出的临时管控区，我度过了难忘的一夜。这一夜我报了3次警，打了6次12345，并在国务院不同的网站上进行了2次投诉。但都没有解决，负责疫情对接的某区交警极其强硬，丝毫不给110出警的高速公路交警面子。僵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怒火中烧下，我把车开出水马包围的隔离区，逼到防疫帐篷门口，破口大骂5分钟。隐约看到有工作人员在帐篷里面打电话。5分钟后，工作人员出来表示，“可以去隔离了，字不用签了。”

那一瞬间我明悟到在中国这样的hard模式下，彬彬有礼原来是不足以让你做一个真正的人的，“权利如果不去争取，那只是一张纸。”隔离费用我仍然交了，但不用签“自愿”，我赢了。

它们是“正确”的，我们是“自愿”的。别想那么多，这就是一个“戏台”嘛，“四梁八柱”顶着呢，哦不，盯着呢。

五、“正确”的恶性循环

如果一位领导强势到不容置疑，那么他的手下常常会处于一种智力抑制状态，他很快会发现机械地执行领导的指示是最佳选择，如果结局不那么好，领导投出的篮球偏差太大，那么可以移动篮筐，就还是完美的结局。但老百姓就没那么好的待遇，篮筐可以移动，但场地不能，他们只能呆若木鸡地站在禁区里，茫然地以为自己还是那个被服务的目标。领导的刚愎自用和下属的智商阉割是相辅相成的，恰如党和人民的关系一样。

经常看到有一种说法是“基层从政的经验”，我想这种经验的核心之一就是“充分认识到老百姓的愚蠢”，换句好听点的话说就是，“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关了3个小时的车厢固然闷热，但如果开了门，一定会有烟民要跳下车去，列车员挡都挡不住。天水的事情发酵了，南京的市民开始要求政府检测地下水的水质。那些整天为民请命的反贼们，如果真做了基层干部，恐怕一样会很快失去耐心，“道心”破碎，没准还要破口大骂“他们不配民主”。

强势领导的下属不可能犯错，因为所有的指示都来自领导；同样，永远“正确”的党领导下的巨婴们也不需要长大，只需要闭着眼睛吮吸党妈的乳汁。由于“稳定压倒一切”，铁拳已经摧毁了民间一切自组织能力，我们这里不需要NGO，甚至连洪灾下的聚集都被认为是有威胁的。长此以往，十几亿人变成了一盘散沙，但也变成了这个地球上最重的负担。

为了挑起这千斤的重担，只能继续加强党的能力。在《县委大院》里我们看到，基层干部是真的非常辛苦，农户家里一头牛有点感冒发烧，都需要村支书上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缺了他们可怎么办呀。2025年，党员人数终于突破1亿人大关，92岁的游本昌都加入了。看来党的工作量真的太大，连济公都得上岗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的大厦得需要这些建材自我凝固才能稳当，但现在都是一粒粒沙子，确实难办。按道理应该教会老百姓一些知识，让老百姓自己管好自己，那情况会好的多，但这个分寸不好把握。须知人民中总是隐藏着阶级敌人的，知识是屠龙之术，比如逻辑这种东西，教多了就会上街，非常危险。

有一个解决思路就是抓一下，再放一下，忽抓忽放，抓放结合。比如对付蒋介石那会儿，先喊“新民主主义”，呼吁要搞“美国式的民主”；到了三反五反的时候，又来公私合营，资本家们“自愿”入股，完成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78年，百废待兴，又开始破冰，犹记得有个电视剧刻画邓小平下乡调研，农村大嫂因为多养了几只鸭子瑟瑟发抖下跪求饶，邓小平温和地安慰“多养几只好嘛，解放思想嘛”。那之前可是雇佣超过8个人就要判死刑的年代。于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多看看历史就会知道，我们这一代赶上了改革开放只是恰好有这个运气而已。老百姓太有钱了就有闲，有闲就会开始动脑筋，会有“六虱之害”。加上我们现在已经这么强大了，是时候抓一抓了。

抖音上有个巨无聊的视频，是个“抓拿放”，桌上扣一个脸盆，主播把脸在上面磕的“咣咣”响。这视频不知道为什么推给我好多次，我琢磨着平台可能是想告诉我：看，这就是资本家的下场。前段时间，我们单位甚至有人开玩笑说要在路灯上设计一个挂钩——方便资本家们上吊。人上吊没事，资产纳入社会主义改造就行了。

从前车马慢，如今高铁疾。如果一定要辨析与上个世纪的不同，那就是“抓放”转换的节奏变快了。“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份精致感不见了，变成了匆匆忙忙，经常还赶不上趟儿。教培团灭、新东方卖课桌的事情仿佛还在昨天，眼见着教培又要放开了。2021年“共同富裕”言犹在耳，2025年又给大家吃“定心丸”，鼓励大家“勇于创新”，“都是自己人”。可惜这间隔太短了啊，上个世纪两代人之间翻一翻烧饼还行，毕竟父亲倒霉的时候“孩子还小不懂事”，现在三四年就来一轮，民营企业家们又不是鱼，只有7秒的记忆。

六、“正确”的终点

历史可以改写，未来可以透支，当下永远正确。可惜对未来的透支不是无限的。化债的本质是把一个大雷拆解成无数个小雷，最终分解到无数个个体手中“轻微”地湮灭，但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透支更遥远的未来，需要不断押上更多的政府信用。如今，老百姓们早就背上了三代人的债务，地方融资平台更是债台高筑，而寄予厚望的“房地产复苏”并没有踏着七彩祥云前来拯救大家的未来。信心也像是一种税，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被随意践踏，最终让老百姓对未来丧失了信心，就好像道具铁环上到处都是缺口，那再强的魔术师也玩不转这个套圈魔术了。

比信心不足更可怕的是彻底失去了信仰。中国人原本就没啥信仰，但至少在专业领域还是有一些自我认同，在社会领域还残存一些良知。但在这个一无所有到连未来都没有的年代，我眼见着大家逐渐陷入一种有一天过一天，能捞一笔是一笔的癫狂之中。有孩子的父母们更是理直气壮，因为“一切都为了孩子”。大部分家长不是选择让孩子更好地适应这个年代，而是囤积资源，无论是金钱资源还是环境资源。看过《动物世界》的人应该能得出这样的推论：当动物们疯狂囤货时，说明冬天要来了。

洪大帅其实是幸运的，他在北平的“统治”只持续了一天，根本不用负担大家的未来。党国其实也不用太过担心，冬天越冷，社会越稳，张麻子用一个馒头就能要了七姐的身子，简直是轻松如意。要是实在没馒头了怎么办？也不用担心，一些人会在那扇铁门前磕得头破血流，等他们死了，把门开一条缝，马上就会有更多的人千恩万谢地从那条缝里挤进去，十四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就又会创造数之不尽的财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