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乱循环，人类的宿命

马杜罗被抓引发了很多讨论，一个普遍的感觉是：虽然马杜罗政府的倒台大快人心，但同时一种国际秩序正在逐渐崩塌，这让人在高兴之余又不免有一些忧虑。不过无论站在何种立场，都有必要对目前国际关系的运行框架进行一些基本的了解，一番研究之后，还是有不少收获，有一些长期误解的概念也得到了澄清，在此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和记录，也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们。

1 什么是长臂管辖？

1.1 长臂管辖的内涵

从字面上看，长臂管辖（Long-arm Jurisdiction）通常带有一种“多管闲事”的意味，特别是国内的官媒经常使用“长臂管辖”来形容美国，暗示一种“美国霸权主义”的存在。

其实，只要存在国际关系，就必然存在（国际法意义上的）长臂管辖。最早的国际关系是海盗，在公海上为非作歹，那么最早的域外管辖形态就是：谁抓到谁审。后来有了全球贸易，一个行为常常连接多个国家，例如：你在A国下单、在B国生产、在C国付款、在D国上市、伤害发生在E国；某犯罪行为人是X国国籍、受害者是Y国国籍；某犯罪资金经过某国金融系统（尤其是美元体系）；犯罪的结果落在某国市场/公民身上……等等。对于具体一国而言，只要一件事与该国产生明确联系，那么该国就理应有资格对这件事进行“立法管辖”，这样才能弥补跨境犯罪无法可管的司法真空。

于是，国际法（习惯法）逐渐形成一套大家公认的“事件连接要素”：属地，即（部分）行为发生在我这儿；属人：事件关键人是我的公民；保护原则：境外行为直接危害我的核心国家利益；效果原则：行为在国外，但主要伤害/影响落在我国内；以及普遍管辖：少数极端罪行，抓到就能审（如海盗、部分战争罪等）。

但需要明确的是，“立法管辖”不等于“执法管辖”。国际法对立法管辖比较宽松，但对执法管辖的限制非常严格，他国领土上的执法行动必须征得东道国同意，或由东道国负责执行，再借助引渡、制裁、执法合作等方式将涉案人员“接入”本国司法体系。这种执法管辖的限制也同样适用于DEA（美国缉毒署）。

1.2 DEA 与 Ker-Frisbie 原则

DEA（美国缉毒署）与一般司法活动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两点：

（1）DEA在全球超过60个国家设有驻外办事处，与当地执法机构的合作更加紧密，所以看起来它似乎具备更多的权限，但仍处于东道国授权的框架之下。
（2）1988年维也纳禁毒公约让即使没有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两个国家也具有了实现引渡的可能。

之所以存在“DEA 有更大权限”的误解，可能是因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未经东道国同意的跨境抓捕，典型的例子是1992年的“阿尔瓦雷斯-马查因案”。该案中，一位墨西哥公民阿尔瓦雷斯-马查因被指控参与谋杀美国缉毒特工卡马雷纳，1990年，美国政府在无法通过正常引渡途径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将阿尔瓦雷斯从墨西哥境内绑架至美国受审。有意思的是，虽然墨西哥各种抗议，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仍然裁决美国法院对犯罪嫌疑人拥有管辖权。

我们直觉上认为，既然一个案件取证的过程非法会导致该证据不得采用，那么一个犯罪嫌疑人抓捕的过程非法，那么他也不应该受审。但这在国际关系中并非如此。研究这个问题会经常提到一个“Ker-Frisbie”原则，这个原则的名称其实是两个案件的当事人的名字：Ker 案发生在1886年，被告 Ker 从秘鲁被强行押回美国受审。美国最高法院认定只要当事人已被带到法院就可以审判，而不管他是否涉嫌跨境非法抓捕。Frisbie 则属于跨州抓捕案例。两个案件奠定了所谓“Ker-Frisbie”原则。与直觉不同的是，它的逻辑不是“手伸的太长”，而恰恰是法院的“克制”——因为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国际法问题被严格区分在法院管辖权之外，所以法院不会置喙“嫌疑人如何被带到法院”，因为它属于国际法范畴。

2 马杜罗政府是否参与或领导了贩毒集团？

2.1  起诉书证据

大概率。主要证据是美国方面两份纽约南区法院的起诉书。纽约南区法院可不是什么善茬，虽然本身只是一审法院，但管辖区包括华尔街、联合国总部，很容易找到跨国案件的“事件连接点”，检察官权力极强，被圈内人士戏称为“Mother court”。

两份起诉书一份是2020年，案号为S2 11 Cr. 205 (AKH)，被告包括 Maduro（马杜罗）、Cabello、Carvajal（“El Pollo”）、Alcalá、以及两名 FARC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左翼游击与毒品复合武装组织）高层。该起诉书称，1999至2020年期间，存在一个名为太阳卡特尔（Cartel de los Soles）的委内瑞拉贩毒集团，向美国输出多吨可卡因，把毒品当武器，而马杜罗正处于“腐败的中心”，其政府向 FARC 提供军用级武器。起诉书提出四项指控：毒品恐怖主义、可卡因进口、持有机关枪和破坏性装置、共谋持有机关枪和破坏性装置。

另一份为2026年1月新鲜出炉的，案号为S4 11 Cr. 205 (AKH)，在2020年版本的基础上，补充了更多材料，被告新增了马杜罗的妻子和儿子等。另外，2025年，美国把与马杜罗政府合作的部分贩毒集团（Tren de Aragua、Cartel de Sinaloa）纳入了FTO（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 外国恐怖组织）清单，这就使得对马杜罗等人的指控进入了“毒品恐怖主义”范畴，这使得法院在审判中更有抓手。这一个版本提供了大量的细节，堪称电影剧本，比如：马杜罗在担任外长期间把外交护照卖给毒贩，并用“外交任务”名义给私飞机开绿灯，把墨西哥的毒资运回委内瑞拉；马杜罗夫妻二人用武装军队护送（甚至使用“曾被警方查扣的毒品再拿出来卖”），并维持所谓 colectivos 这类“国家支持的帮派”来保护贩毒运作；多辆车把 5.5 吨可卡因送到总统专用机库，国民警卫队装机……等等。

除了两份起诉书外，检方材料中还包含了一些关联的已认罪案件，可以与起诉书中的叙事相互支撑。

当然，起诉书不代表最终结论，但起诉书中的列举的证据，检方是愿意承担举证责任的，这已经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2.2 南美的毒品发展概况

从整个南美的毒品发展来看，由于与哥伦比亚接壤且国境线非常长，同时也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便利的物流条件使得委内瑞拉不可避免成为哥伦比亚毒品外销的重要走廊之一。早在查韦斯时代，就有政府重要人物（Hugo Carvajal，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认罪参与毒品贩运，但直至2005年之前，委内瑞拉政府层面还是以禁毒为主，尤其是2002-2005年，委政府与 DEA 合作密切。但2005年，委政府宣布停止与 DEA 正式合作，这几乎坐实了委政府正在为贩毒集团提供便利。近年来，可卡因的产、销不断创下新高，其中哥伦比亚的产能占比高达61%，不难想象委内瑞拉也在整个贩毒网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研究到这里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哥伦比亚才是毒品的主要生产国，那美国为什么不拿哥伦比亚开刀，反而要抓走仅仅作为毒品运输走廊国家的委内瑞拉元首马杜罗呢？进一步挖掘相关资料可以发现，原来哥伦比亚是美国的盟国，而且在西半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方经常会使用“keystone”（关键支点）或者“Major non-NATO Ally”（主要非北约盟友）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哥伦比亚。从官方叙事来看，哥伦比亚政府也一直在与美国合作，坚持不懈地打击毒品，甚至包括定点清除毒枭，只不过由于双方是盟友关系，在哥伦比亚境内的此类行动总是由哥方政府出面执行而已。对于哥伦比亚来说，美国的作用在于维持政权的延续和稳定；而对于美国来说，哥伦比亚是整个美洲地区的亲密战友，是其他地区“安全援助”输出的主要实际执行者，也能帮美国缓冲很大一部分难民冲击。

反观委内瑞拉，从查韦斯开始就大搞社会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多年以来一直打着反美的旗号，并在2005年驱逐了 DEA 驻委内瑞拉人员，同时又与美国的对手国伊朗、俄罗斯、中国等关系密切。所以，川普对委内瑞拉动手就可以理解了。

3 马杜罗政府是否合法政府，他本人是否合法元首？

3.1 国际上对合法性的认定

除了指控马杜罗参与和领导贩毒集团外，美国在这次抓捕行动后一个常见的说法是，马杜罗是非法统治者。美国自2019年起就支持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为临时总统，并不承认马杜罗的总统身份。美国国务院在2019年9月做了一次统计，全球共有55个国家承认胡安·瓜伊多作为委国总统。但随后很多国家态度发生转变，转为承认马杜罗或表示中立。到2024年委内瑞拉大选后，不承认马杜罗的国家大约还剩下10-15个，包括美国在内。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谁来判断一个国家元首是否合法，或一个国家政府是否合法？显然美国并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代表全世界。但遗憾的是，这确实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即便是联合国也不负责裁判一个政府或元首的合法性，只是通过一个联大资格审查委员会（Credentials Committee）来走流程确认“谁”拥有其代表某个国家的席位。这个席位并非为“合法性”背书，而只是一个联大的流程性确认，为了让大会能够正常进行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和该国谁（作为代表）打交道，是由不同的国家和组织自行决定的。所以，马杜罗在中国这里被当作国家元首，在美国那里就不是，这两个事实可以同时存在。而联合国认可马杜罗政府拥有代表席位，是从现实出发：马杜罗政府提交了全权证书、实际控制国家机构，而且反对派也没有提出代表权挑战。

3.2 马杜罗的合法性缺陷

那么，究竟马杜罗做了什么，让这些国家不承认他的合法性呢？这大概要从2013年开始追溯了。

2013年，马杜罗的前任查韦斯因病去世。查韦斯仗着有石油这个资源财富，自1998年上台以来一直推行所谓“玻利瓦尔使命”，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教育、食品补贴和住房等服务，一度将贫困率降低了约20个百分点，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但他也越来越集权——2009年修宪使自己可以无限连任，并且把若干私营企业和外国资产全部国有化，得罪了一大票西方国家。到了2013年，虽然看起来委内瑞拉运行还挺正常，但已经埋下了两颗定时炸弹：一颗是高度依赖石油的单一经济结构（资源诅咒的典型表现之一）；另一颗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资源诅咒的典型表现之二）。这一年，查韦斯病逝，他指定的接班人马杜罗在查韦斯的余威照拂下以微弱优势当选，这时候还可以说他的当选是合法的。

自然而然地，马杜罗延续了“查韦斯路线”，并且进一步推进集权和高压统治。挑战很快就来了，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委内瑞拉的经济坠入深渊。但马杜罗拒绝经济自由化改革，开始宣传“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经济战争”叙事，把“一切责任归咎于美方（西方）”。2014年、2017年，面对国内大规模反政府示威，马杜罗两次使用军警强力镇压，造成数百人伤亡。2017年7月，马杜罗强行成立全国制宪大会，事实上废除了民选的国会的立法权——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否认马杜罗政府合法性的开端。2018年，马杜罗强行提前举行大选，而反对派不是被监禁，就是被禁止参选，最终明面上马杜罗高票连任。2019年，全国议会主席胡安·瓜伊多宣布出任临时总统，并获得55国承认（有说接近60国）。但马杜罗仍然掌握实际权力，临时政府始终未能取得实际上的统治地位。2022年，胡安·瓜伊多下台，多国转而承认马杜罗，马杜罗也开始寻求与周边国家缓和关系。但在2024年大选中，马杜罗再次以各种手段排除主要反对派领导人，最终他也再次以微弱优势胜选，但反对派和很多国际组织都对计票的真实性存疑。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政府不承认马杜罗的合法性，并不能得出“美国可以跨境抓捕马杜罗”的结论。马杜罗及其政府是否合法，不影响委内瑞拉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确定性存在。美国未经安理会授权或东道国同意，派遣武装力量进入委内瑞拉开展单方面“执法”行动，无疑是一种主权侵犯行为。

美国不承认马杜罗的合法性，会在另一个方面给美国带来“便利”，即马杜罗无法在美国申请“现任国家元首豁免”。美国法院会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政府保持一致口径。

4 人权大于主权吗？什么是 R2P ？

4.1 R2P 的产生背景

有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就算委内瑞拉是一个主权国家那又如何？马杜罗治下民不聊生，一年的通胀超过1万倍，1/4的国民出国逃难，美国出手完全是出于正义，符合 R2P 原则！这话听着符合“人权至上”的价值观，好像有道理，但深究起来也是有点问题的。

R2P（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保护责任）其实不是一个协议或条约的具体名称，而是一个看问题的视角：主权不是光看权利是什么，更要看责任是什么。当发生（或接近发生）大规模暴行，国家如果不保护、甚至自己就是施暴者，那么“完全不可触碰的内政”这层壳就变得站不住，其他国家就有可能采取“集体行动”。

1993年4月，卢旺达大屠杀爆发，屠杀持续了100天，死亡人数接近100万。当时在卢旺达联合国部署了维和行动部队，但大屠杀发生后，联合国将原维和部队2548人缩减到270人，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屠杀持续进行。事实证明，原计划监督和平进程的维和任务，在面对灭绝人性的暴力时显得无能为力，10名比利时维和人员被杀进一步推高了主要出兵国国内的政治压力。

1995年7月，波黑战争期间，联合国将斯雷布雷尼察划为“安全区”，然而口头承诺被现实撕得粉碎：波黑塞族部队攻占了“安全区”，约8000人波黑穆斯林男性被杀。

这两件惨案暴露出联合国对基本人权保护方面制度性的缺失。

1998年的科索沃，塞尔维亚安全部队与科索沃阿族武装冲突升级，伴随大规模平民伤害与驱逐。安理会已经把局势定性为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警告“迫近的人道灾难”，表明联合国已经不再将事态局限在“纯内政问题”。1999年2月，外交谈判失败，人道危机加深。由于仍然受制于大国（俄罗斯、中国）立场，安理会始终未能就授权对南联盟动武达成共识（但注意，NATO一方并未在安理会提出草案）。3月，NATO（北约）在未得到安理会授权的前提下，开始对南联盟实施了长达78天的空袭。有意思的是，空袭开始后2天，安理会表决了一项要求停止空袭的草案，但未获通过。

在科索沃战争结束后，战后独立国际科索沃委员会的报告《The Kosovo Report》（2000）给出了那句著名判断：“illegal but legitimate”（非法但可能正当）。

以上三件事最终促成了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World Summit Outcome）把 R2P 的基础逻辑写入了联合国共识文件。

4.2 R2P 的核心内容及对委内瑞拉的适用性

R2P 的核心内容包括：

一条原则：主权不是盾牌，而是责任契约；
四类罪行：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清除出某片土地）、反人类罪；
三个支柱：国家保护责任、国际协助与能力建设、及时果断的集体回应。

需要强调的是，支柱三“及时果断的集体回应”如果涉及动武，那么仍然需要安理会授权。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希望走到支柱二“国际协助与能力建设”这一步就能解决问题。支柱三如果走到“出兵”这一步，看着是挺爽，但也容易过火——2011年的利比亚，NATO的保护平民行动造成卡扎菲被杀，反对派上台。R2P 间接促成了政权的更迭，但这并非R2P原本的框架设计目标。

回过头来看委内瑞拉。在四类罪行中，至少在“反人类罪”这一项，马杜罗被抓捕之前的委内瑞拉已经有非常高强度、可被用于国际责任讨论的指控与证据框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设立的“委内瑞拉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FFM）”列举的具体罪行包括：法外处决/任意剥夺生命、任意拘押、强迫失踪（多为短期）、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待遇、性别暴力等。委内瑞拉政府显然未能有效保护人权，且本身就是主要加害者。

但问题在于，安理会并未授权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武装行动。与科索沃的情形相比，委内瑞拉的情形也不具备同等的迫切性。

5 委内瑞拉与主要国家的关系

从地理关系上看，委内瑞拉在南美洲的最北边，比哥伦比亚还要更北一点儿。委内瑞拉一贯与左翼社会主义国家过从甚密，包括古巴、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联合在一起反对美国在拉美地区的“霸权”。所以，难免会有人进一步联想，中国、俄罗斯、伊朗是否也会抓住这一点，就像美国把以色列埋在中东地区一样，也把委内瑞拉作为一个“钉子”埋在美洲呢？

首先来看这些国家与委内瑞拉有没有合作，具体合作了些什么。

俄罗斯方面，主要是贷款和军事支持。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政府与俄油企（Rosneft 等）自 2006 年以来向委内瑞拉提供了至少 170 亿美元贷款与信贷额度，且俄方在 2017 年达成债务重组安排、后续又有偿付计划调整。这为委内瑞拉的现金流带来了缓冲。2019年，俄罗斯军机曾携国防官员与近100名人员及设备到访委内瑞拉，美方评估俄方可能在政府网络监控与防护能力方面与委方存在合作。

中国方面，主要是巨额融资和治理能力方面的合作。国家开发银行对委贷款在 2001–2015 年间达约 500 亿美元量级，2020年还对 190 亿美元石油担保贷款推迟了当年偿付。同时，中国购入委内瑞拉石油，一直是委内瑞拉的财政支柱之一。治理技术主要体现在数字方面，中兴参与建设了委国的“祖国卡”系统，可以强化社会控制能力；中国还在委国境内建有并保留访问权的两处卫星监控站。

伊朗则是为委内瑞拉提供在“制裁”条件下的各种技术应急措施。路透社曾长期跟踪报道，伊朗为委内瑞拉提供燃料、添加剂、炼厂备件等，提供物资和人员帮助委国修复炼厂，提升出口能力。另外，伊朗还帮助委国开展无人机维护与组装。

从上述合作情况来看，俄罗斯、中国、伊朗都没有在委内瑞拉布置公开的军事基地，不存在长期驻军。所以，对美国来说，委内瑞拉最多只是联合古巴、尼加拉瓜等国的“意识形态敌对阵营”，虽然俄、中、伊在拉美地区的存在感在上升，未来委内瑞拉可能成为其在拉美地区的支点，但目前仍未达到具有明显威胁的程度。

至于委内瑞拉自身的“反美”，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对抗、外交对抗、切断禁毒合作，以及与美国对手国家的合作。

因此，从“自卫”或者“预防性自卫”角度来解释对马杜罗的抓捕显然也是说不通的。

6 美国的战略转变与对委动手的动机

6.1 美国战略转变

川普的第二任期显著放弃了美国过去充当全球秩序主要维护者的角色，明确表示不再无止境介入远方纷争，而要将精力集中于自身领土和周边半球的安全与繁荣。2025年末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就鲜明地提出了“川普版门罗主义”（Trump Corollary to the Monroe Doctrine）思想：在经历多年的忽视后，美国将重申并执行1823年门罗主义的原则，确保西半球的美国主导地位。文件宣称：“我们将不允许半球外的竞争者在西半球驻扎军事力量、控制关键资产”，这显然意味着美国要阻止中俄等国在拉美地区扩张影响，并重新确立对这一地区的守护权。

与西半球战略强化相对应的是，美国对全球多边事务的参与度下降。川普第二次上任总统后，削减甚至停止了对多项联合国机构的资金支持，退出或中止了数十项国际条约和组织，通过行政命令宣布凡“有违美国利益”的国际承诺一律作废。新战略将美国利益的定义收窄，明确提出“除非他国的行为直接威胁我们的利益，否则他国事务不在我们关切范围”。许多过去美国以维护国际秩序或人权民主为由干预的地区冲突，现在被视为“不关美国的事”。川普政府公开宣称“美国像擎天柱般支撑整个世界秩序的日子已经结束”，美国不再承担“世界警察”的责任，而期待盟友和有关国家自担更多安全责任。典型的例子是欧洲，美国呼吁北约盟国自力更生，提升防务开支，别总是指望美国兜底。

进一步地，美国的收缩让其他大国腾出了更多空间。川普本人对中俄扩大各自势力范围表现出漠然的态度，转而寻求与中俄类似的势力扩张。这表明美国正在从以规则和联盟为基础的全球领导定位，转向一种大国势力范围均分的现实主义格局，各区域由各大国各管一摊，彼此尊重对方“后院”，而不再追求由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在这种战略思想下，全球范围内冲突加剧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全球多边体系正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6.2 对委动手的动机

对委内瑞拉动手，既是川普在第一任期中未遂的念想，更是针对西半球“新门罗主义”的集中体现。对马杜罗实施抓捕后，美国强势要求委内瑞拉临时政府执行一个“三阶段方案”，内容包括：彻底改革委内瑞拉的国家石油公司（PDVSA），引入市场机制和反腐措施；驱逐所有仍在委内瑞拉的中、俄、古、伊朗顾问人员；释放所有政治犯并与反对派对话筹备自由选举等。从这些方案内容可以清晰把握美国的动机。

除了委内瑞拉之外，美国还多次扬言要对墨西哥发动军事打击，对古巴加大制裁，对尼加拉瓜等实施金融制裁和签证限制。2025年阿根廷中期选举，川普赤裸裸地用 400 亿美元紧急贷款为哈维尔·米莱“买票”，帮助其党派赢得选举。此外，川普在军事上也作出部署调整，加强了西半球的驻军和演习频率，重启在波多黎各、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基地。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川普反复表露对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的领土野心，引发广泛关注。综合美国的种种行为不难看出，对委内瑞拉的行动只是美国在西半球落实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位朋友的分析：

从传统国际规范与美国自身长期塑造的价值叙事来看，这并不是一条理所当然的行动路径。它同时伴随着显著的道德与法律风险，并可能削弱美国在西方世界及其盟友体系中的领导地位。更关键的是，这种做法会持续侵蚀美国赖以放大自身实力的核心资产——其所宣称并被他国普遍预期的“道德优越性”，而这正是美国软实力最重要、也最难以重建的基石。

但如果将视角放回当前的国际现实，不论是否愿意承认，战后秩序本身已在若干关键领域出现事实上的局部坍塌，乌克兰战争只是其中最具象征性的体现。在这一正在形成的新框架下，美国选择不再单纯固守一套已难以自我执行的旧秩序，而是直接在新现实中采取行动，其逻辑并非不可理解。通过削弱中俄在美洲的重要战略支点、获取关键资源并重塑半球安全纵深，美国在地缘与现实利益层面确实能够获得可观收益，这也有利于其在新冷战格局中的整体态势。

问题恰恰在于：这些收益并非“无成本所得”。美国必须正视的是，这种行动方式所带来的道德、政治与制度层面的长期代价，可能远超一次具体地缘操作的得失。这种代价并不会立即显现，却会持续削弱其未来通过规则、信誉与盟友共识来塑造国际行为的能力——而这，正是美国正在现实中作出的选择。

对于他的观点，我表示完全赞同。我曾经说过：“一切价值观都是 propaganda（宣传）”，这句话曾经让某位群友激愤不已。不知道他看到美国在现实面前作出的选择，是否还会回忆起当初的争论？

7 价值观的真相

美国抓捕马杜罗的消息传来，很多人欢呼雀跃，觉得这是正义的美国出手了，解放了委内瑞拉人民，是民主的胜利。其实这种情绪多半来自内心的期待，而非冷冰冰的现实。

我对20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的外国政权更迭事件做了一个梳理，并按“利益型”、“执法型”、“价值观型”进行分类，结果令人惊讶。

序号	时间	国家（地区）	干预方式	结果	动因类型
1	1903	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离）	政治操纵＋军事威慑支持分离	脱离哥伦比亚独立，美国获运河区控制权	利益型（运河战略利益）
2	1906–1909	古巴（第二次占领）	军事占领（镇压叛乱，监督选举）	总统连任引内战，美军入侵镇压，组织新选举后撤军；亲美政权继续执政	利益型（维护在西半球影响力）
3	1912–1933	尼加拉瓜	军事占领（“香蕉战争”）	长期驻军扶植亲美保守派，对抗自由党政府；最终索摩查家族独裁上台	利益型（地区战略与经济）
4	1915–1934	海地	军事入侵＆长期占领	美军介入内乱并统治海地19年，控制财政与选举；撤军后遗留亲美军政权	利益型（加勒比安全，投资保护）
5	1916–1924	多米尼加共和国	军事入侵＆占领	推翻当地政府，实施美军管治8年；美撤出后建立由美训练的国民卫队政权	利益型（地区安全）
6	1913–1914	墨西哥	外交操控＋军事干预	1913年美大使策动政变，民选总统被杀，维克托里亚诺·乌尔塔将军夺权；1914年威尔逊政府出兵韦拉克鲁斯迫使乌尔塔下台，革命派卡兰萨上台	利益型（早期支持政变）、价值观型（威尔逊拒绝承认政变政权）
7	1918–1920	俄罗斯（北俄、西伯利亚）	多国联合武装干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美日英法干预俄国内战，支援反共白军；行动无果，苏维埃政权巩固	利益型（遏制布尔什维克革命）
8	1944–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占领区（德、意、日及傀儡政权）	同盟国全面战争＆战后占领	美国与盟军击败德意日，并结束其在欧洲、亚洲的傀儡政权；纳粹/军国主义政权垮台，民主政府恢复或建立	执法型（对侵略行为的惩戒）、价值观型（战后民主改造）
9	1947–1949	希腊（内战）	军事援助＆情报行动	美国（接替英援）支援希腊政府击败共产党游击队，阻止共产政权上台	利益型（遏制苏联影响）
10	1948	意大利（大选干预）	秘密资助反共党派、舆论战	共产党在选举中被击败，亲西方政府当选^（注：1946–2000年美公开/秘密干预他国选举达81次）	利益型（冷战意识形态斗争）
11	1949	叙利亚（3月政变）	CIA策动军事政变	陆军参谋长扎伊姆夺权，推翻民选库瓦特利政府；几月后扎伊姆遭反政变处决	利益型（中东战略）
12	1949–1953	阿尔巴尼亚	CIA/MI6秘密入侵支持起义	战后渗透训练反共武装推翻霍查政权，因情报泄露行动失败	利益型（遏制巴尔干共产主义）
13	1953	伊朗	CIA＋英情报处策动政变	民选民族主义首相摩萨德赫被推翻，巴列维国王实权复位 ；民主政体被亲美君主专制取代	利益型（石油利益、遏制苏联）
14	1954	危地马拉	CIA组织雇佣军政变	民选左翼总统阿本斯被推翻，右翼军人卡斯蒂略上校成立军政府；民主改革中断，军政府亲美反共	利益型（美企利益、遏制共产主义）
15	1956–1957	叙利亚（危机）	CIA颠覆阴谋（未遂）	美英策划支持叙军官政变，因叙方破获失败；叙转投苏联，1958年与埃及合并	利益型（中东地缘政治）
16	1957–1958	印度尼西亚	CIA秘密支援叛乱	支持苏加诺反对派武装起事，提供武器与雇佣飞行员；叛乱被政府粉碎，美国飞行员被俘曝光	利益型（遏制东南亚左翼民族主义）
17	1960–1965	刚果（扎伊尔）	情报操纵＋雇佣军干预	独立首任总理卢蒙巴因倾向苏联遭CIA暗杀策划，后被政敌杀害；多年内战后，美支持的蒙博托夺权独裁30余年	利益型（矿产利益、遏制苏联）
18	1960	老挝	CIA扶持政变	美国支援亲美将领诺萨万发动反政变，推翻中立派苏发努冯建立的新政府；老挝内战持续，美后续长期介入	利益型（遏制东南亚共产主义）
19	1961	古巴（猪湾入侵）	CIA训练流亡军入侵	反卡斯特罗武装登陆遭失败，未能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原共产政权仍然掌权	利益型（遏制苏联在西半球影响）
20	1961–1963	古巴（“蒙格斯”行动等）	经济封锁＋暗杀阴谋	美国持续封锁古巴、CIA多次暗杀卡斯特罗未遂，策动破坏活动；卡斯特罗政权稳固存续	利益型（同上）
21	1963	越南共和国（南越）	CIA纵容军方政变	美驻西贡支持将领发动政变，长年亲美威权总统吴廷琰被杀，军政府上台；南越政局更迭频繁直至1975年覆亡	利益型（冷战棋局）
22	1963	伊拉克	支持政变（幕后协助）	美国疑通过情报支持亲西方的巴阿斯党军人推翻卡塞姆将军政权，提供共产党清洗名单；新政府倾美，后转内斗	利益型（中东反共）
23	1964	巴西	秘密支持军事政变	美国通过外交和情报向巴西军方施压，促其推翻民选左翼总统古拉特；民主政体终结，军政府统治15年	利益型（防“共产党渗透”）
24	1964	英属圭亚那（盖亚那）	政治施压＋选举操控	CIA配合英国阻挠左翼总理杰根，改变选举制度并资助反对派罢工，杰根下台，亲西方的伯纳姆上台执政	利益型（阻止拉美亲共政权）
25	1965	多米尼加（内战）	军事直接干预	民主选举总统博斯1963年遭军人政变，美国未阻止；1965年博斯派发动起义，美出兵2.3万镇压，扶植中间派政府执政	利益型（防止第二个古巴）
26	1965–1966	印度尼西亚（九三〇事件）	暗助军事政变＋名单清洗	九三〇未遂政变后，美支持苏哈托将军铲除苏加诺政权，CIA提供数千人名单供印尼军方处决；至少50万人遇害，新秩序独裁建立	利益型（遏制东南亚共产主义）
27	1966	加纳	涉嫌支持政变	民族主义总统恩克鲁玛访华期间被军方推翻。据报道CIA事前知情且可能支持；亲西方军政府上台	利益型（冷战非洲棋局）
28	1970	柬埔寨（朗诺政变）	默许政变	亲美将军朗诺趁西哈努克亲王出国时夺权，美国表示承认并支持新政权；柬倒向美阵营，但内战加剧	利益型（越战外溢战略）
29	1971	玻利维亚	支持政变	左倾军政府托雷斯将军推动改革，引美不满。1971年右翼上校班塞尔政变，美方被指提供默契支持；班塞尔独裁建立	利益型（反社会主义）
30	1973	智利	CIA颠覆行动＋军事政变	美国多年秘密资助反对派并策动军方，1973年皮诺切特将军政变推翻民选社会主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民主政府被军政府取代，独裁统治17年	利益型（铜矿等经济利益、反共）
31	1975–1992	安哥拉（内战）	秘密军事援助反政府武装	安哥拉独立后内战，美与南非支持反共的安盟(UNITA)对抗苏联支持的人民运动(MPLA)政权；冲突长期持续，未能推翻MPLA政权（2002年和平）	利益型（非洲冷战代理战）
32	1975	东帝汶	授意盟友入侵	东帝汶葡萄牙殖民地将独立，美默许印尼苏哈托入侵并吞并（阻止左翼独立政权出现）；东帝汶一直被印尼占领直至1999年公投独立	利益型（盟友利益）
33	1979–1989	阿富汗（对苏代理战）	CIA武装圣战者组织	苏军1979入侵后，美国启动“旋风行动”援助阿富汗圣战者抵抗；最终苏军撤退，亲苏政权1992年倒台，圣战者派系夺权	利益型（削弱苏联）
34	1981–1990	尼加拉瓜	秘密支持反政府游击队	桑地诺左翼政府上台后，美组建资助“康特拉”叛军内战颠覆；冲突拖垮经济，政府在1990年选举中下台	利益型（遏制中美洲社会主义）
35	1982	乍得	秘密支援政变	法美支持的哈布雷武装击败亲利比亚的古库尼政府（1982年），哈布雷夺权并倒向西方；其上台后建立高压独裁	利益型（抗衡利比亚卡扎菲）
36	1983	格林纳达	美军入侵 (“紧急狂怒”)	格国总理毕晓普遭极左军人处决后陷混乱，美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推翻临时军政府；恢复选举，成立亲美政府 [en.wikipedia.org]	利益型（防止苏古扩大影响）、价值观型（恢复民主）
37	1986	菲律宾（人民动力革命）	政治斡旋	长期亲美独裁者马科斯在全民抗议下舞弊连任，美国劝其下台流亡，支持科拉松·阿基诺就任总统；菲律宾恢复民主制度	价值观型（顺应民主浪潮）、利益型（维护在菲军事基地利益）
38	1989	巴拿马	美军入侵 (“正义事业”)	美以保护运河和缉拿贩毒的诺列加将军为由出兵 [history.com]；诺列加被抓赴美受审，新当选总统エンダラ在美军基地就职；军政府垮台，民主政权恢复	执法型（禁毒法执罚）、利益型（运河控制）
39	1989–1990	东欧剧变（波兰等）	政治/经济支持民主运动	苏东阵营瓦解前，美暗中支援波兰团结工会等反共运动，利用宣传和经济影响助推共产党政权和平垮台；东欧诸国转向民主	价值观型（民主浪潮）、利益型（终结冷战对手）
40	1991	伊拉克（海湾战争后）	战争＋策动内乱	多国部队驱逐伊军出科威特（UN授权）后，美鼓励伊国内库尔德和什叶派起义企图推翻萨达姆政权，但最终未直接出兵支援；起义遭镇压，萨达姆政权幸存	执法型（惩戒侵略）、利益型（维持中东格局）
41	1991	海地（第一次政变）	默许政变	民选总统阿里斯蒂德推行左翼政策，1991年被军方政变推翻。美政府最初未强力介入，新军政权一度被默认（后因难民潮和国际压力改变立场）	利益型（初期忽视民主为稳定）
42	1994	海地（恢复民主）	多国武力干预（UN授权）	克林顿政府获联合国授权出兵迫使军政府下台，恢复阿里斯蒂德民选政府；独裁3年终结，民主秩序重建	价值观型（扶持民主）、执法型（维护选举合法性）
43	1997	扎伊尔（刚果民主共和国）	政治施压＋邻国武装支持	冷战后美撤销对独裁者蒙博托支持，默许卢旺达等邻国支援卡比拉叛军攻入金沙萨，蒙博托政权垮台，刚果改称民主体制但实为新一党专政	利益型（顺势更替冷战盟友）
44	1999–2000	南斯拉夫（塞尔维亚）	北约军事打击＋支援反对派	1999年科索沃战争美主导空袭削弱米洛舍维奇政权威信；西方持续资助塞尔维亚反对派与公民运动，2000年大选后民众起义迫使米洛舍维奇下台 [en.wikipedia.org]；专制政权转型为民主政府	价值观型（人权干预）、利益型（结束巴尔干冲突）
45	2001	阿富汗	美英主导入侵（反恐战争）	9·11事件后美发动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扶植反塔力量建立新政府；原神权政权被选举制政府取代（但内战持续）	利益型（反恐安全）、价值观型（解放民众）
46	2002	委内瑞拉	默许未遂政变	反美总统查韦斯因内部矛盾被一度软禁下台，美政府迅速表示支持临时政府但政变两日内失败；查韦斯复职，政权未更迭	利益型（石油、反左翼）
47	2003	伊拉克	美英多国入侵（伊战）	在未获UN授权情况下攻入伊拉克，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复兴党威权统治终结，建立选举政府（但引发长期动荡）	利益型（石油与安全）、价值观型（民主改造）
48	2004	海地（第二次政变）	背景操控＋撤侨施压	时任总统阿里斯蒂德被指腐败高压，美法支持的反政府武装迫近首都；美军进驻保护设施并将阿里斯蒂德“护送出国”，建立临时政府并引入联合国维和。民选总统再次被赶下台	利益型（排除不合意领导人）、价值观型（标榜反腐）
49	2005	吉尔吉斯斯坦	政治资助反对派运动	“郁金香革命”爆发推翻阿卡耶夫总统，虽属国内运动但美等西方通过民主基金会等提供培训和支持；新政府亲西方但政局仍不稳	价值观型（颜色革命民主输出）
50	2011	利比亚	北约武装干预（UN授权）	阿拉伯之春中卡扎菲政府武力镇压平民，联合国授权“保护平民”禁飞区；美欧空袭扭转战局，反对派攻入的黎波里，卡扎菲被俘身亡，长达42年的专制政权垮台 [prismeinitiative.org]	执法型（责任保护/人道）、利益型（中东新格局）
51	2012–2017	叙利亚（内战）	CIA秘密援助叛军	叙利亚内战中奥巴马政府授权CIA开展“木管行动”援助反对派；意图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然因俄伊介入未果，叙政府最终幸存	利益型（削弱伊朗/俄势力）、价值观型（声援民主运动）
52	2014	乌克兰（政局变动）	政治介入支持抗议	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府因拒签欧盟协定引发大规模亲西方示威（“迈丹革命”）；美欧外交力挺反对派，提供资金和舆论支持，迫使总统出走流亡。新亲西方政权上台，转向欧美阵营	利益型（地缘战略）、价值观型（支持民主诉求）
53	2019	玻利维亚	施压干预政局	民粹左翼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因选举争议在军方要求下辞职流亡。美曾批评其违宪连任，并支持美洲国家组织（OAS）对选举舞弊的认定。政权临时交接保守派，但其党派2020年选举再赢得政权	利益型（锂资源与地缘）、价值观型（声称捍卫选举公正）
54	2019–今	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	经济制裁＋承认反对派	马杜罗在2018选举争议中连任遭质疑，美国联合多国不承认其合法性，改承认反对派领袖瓜伊多为“临时总统”，并施加严厉制裁欲迫使马杜罗下台；截至今未成功，马杜罗仍掌权	利益型（石油制裁）、价值观型（声称扶持民主）

可以看出，在这么多次行动中，“价值观型”的占比极低，仅有的几例也多半是与“利益型”捆绑在一起。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美国的最高行动准则始终是“美国利益优先”，而之前那一套价值观，只是为了配合二战之后世界秩序的一种叙事罢了。不可否认，这套价值观曾经是很多人心中的灯塔，照亮了通往理想的道路。但现实情况是，秩序在走向崩塌，大国在拥抱新的现实，而那套曾经闪亮的价值观，将不可避免走向黯淡，直到新的战争爆发、结束，硝烟落定后，新的秩序将重新形成，战后新的阵痛将会促使人类重新拾起永恒人性中柔软的一面，重新塑造出一套新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8 治乱循环：人类的宿命

马杜罗被抓这件事之所以让人“五味杂陈”，本质上是因为它同时触发了两种情绪：一方面，恶人遭报的爽感真实存在；另一方面，一个更大的框架在被撕开——很多人隐约意识到：这不是在秩序之下的伸张正义，而是秩序本身正在崩塌时的强行出手。当你把视角从委内瑞拉拉远一点，会看到一个更古老、也更令人沮丧的主题：人类社会似乎总是逃不开治乱循环。

这并不是东方人的“宿命论”专利，也不是西方人的“末日叙事”专利。它更像是由两部分共同决定的：一部分来自“热”人性，另一部分来自“冷”物理。

8.1 好了伤疤忘了痛

“好了伤疤忘了痛”听起来像道德指责：你怎么这么不长记性？但从进化和心理机制上看，“忘痛”几乎是一种功能，而不是缺陷。对个体而言，痛苦的记忆如果永远保持高强度，人会受不了，大脑会下意识地把痛苦的感受逐步压缩成抽象的知识——否则你可能会罹患 PTSD。对群体而言，遗忘更彻底，因为人会死，代际会更替。历史最残酷的地方在于：付出代价的那一代人往往最珍惜秩序，而新一代人总以为秩序是“本该如此”，它的维护成本会被不断低估。

在公共场合下，秩序的长久维持其实是一种奢侈品。和平、稳定、发展、契约、规则……大家当然都想要，但真正要掏钱、要承担风险、要让渡部分自由度时，人人都会本能地犹豫：我少付一点，反正别人会付；我少遵守一点，反正规则也不会立刻崩。所以这种秩序的“耗散”几乎从建立秩序的那一天开始就在持续发生。

中国的古话常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古人早就总结出，任何稳定格局都内生着瓦解的种子。所谓“治”，会积累利益集团、会固化结构、会形成路径依赖；所谓“乱”，会打碎旧结构、会重新洗牌、会在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治”。阴阳消长，盛极而衰，否极泰来——东方的语言习惯里，几乎默认稳定不是常态，变化才是常态。

西方也一样，只是爱用一种更戏剧化的方式来表达：末日、审判、天启。《启示录》里的“天启四骑士”：征服、战争、饥荒、死亡，象征着秩序失去约束力，灾难会席卷而来：战争带来饥荒，饥荒带来瘟疫与死亡，死亡反过来摧毁生产与信任，进一步强化战争。

8.2 秩序的物理学奢侈性

如果从纯物理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可能更清晰。在热力学意义上，“秩序”是一种低熵状态，在自然演化中本来就不是默认结果。有一种民间理论可能会跳出来反驳：不，生命正好相反，生命是促成熵减的！然而任意一个看似熵减的系统，它们都是非封闭系统。生命、城市、文明之所以能维持局部秩序，是因为它们在持续输入能量、并把更大的熵输出到外部环境。你每天吃饭、呼吸、代谢，把能量梯度“烧”成热量散出去，你才能维持一个看似有序的身体。你家空调能让屋里变冷，是因为它把更多的热排到了屋外。所以秩序不是“违反熵增”，而是“用更高层次的耗散换取局部的低熵”。秩序是一种耗能结构，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奢侈品。

把这个逻辑套回国际秩序，就可以发觉，战后秩序之所以能维持几十年，起初部分是因为人类突然道德觉醒，而长期来看更主要的因素是有人长期在支付“秩序的代价”，并且有能力把很多成本外部化。支付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军事存在、同盟承诺、航道与贸易体系的守护、金融与结算体系的锚定、制裁与执法的工具箱、以及必要时对破坏者的惩罚。当支付者不想付、付不起、或发现付费回报率下降时，秩序就会像停电的空调一样：不会立刻爆炸，但温度会一点点回升，最后你突然意识到“怎么这么闷”。你以为是天气变坏了，其实是机器停了。

8.3 毁灭中重塑

很多复杂系统的崩溃是非线性的。就像一座应力疲劳的老桥，裂纹的扩展可能是线性的，但桥梁的崩塌只在一瞬间。国际秩序也是如此，每一次违规试探都像是在秩序的混凝土上留下一道裂缝，最终可能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引发连锁反应。旧秩序轰然崩塌，所有人被迫重新评估风险、重新分配利益、重新设定边界，战争于是在历史上反复扮演着“重塑秩序”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反复体验着死亡的伤痛，而创伤会让人暂时清醒。痛到极点，伤痕累累的人类会重新恢复理智，重新发明一些看起来更“文明”的制度——联合国、条约体系、人权框架……但当伤疤结痂，当记忆伴随着一代人的逝去而逐渐消逝，当不安分的人开始逐渐强大，当支付成本的人开始算账，当搭便车的人越来越多，这套东西又会再次褪色，被搁置，被抛弃。

仅从科技角度，人类已经做到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如今距离造出比肩人类的 AGI、ASI 只差临门一脚，能力之强胜似上帝。但我此番研究最大的感慨是：恐怕如何处理国际关系，才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真正体现“文明”的地方。人类只要一天跳不出自身的治乱循环，就始终无法在宇宙中自称高贵，不过是一只欲望牢笼中的困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