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平庸之恶”的批判之批判

一、“枪口抬高1厘米”

作为人类大型行为艺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柏林墙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1989年2月，东德青年Chris Gueffroy不知从哪里得来假消息说“现在翻墙已经不会被射杀”，怀着某种对自由的向往，他决定和朋友一起铤而走险，结果身中两枪当场身亡。

彼时离柏林墙开放还有9个月，离柏林墙被拆除还有16个月。作为最后一个被枪杀的案例，这起事件就具备了代表性意义，关注度很高。两德统一之后，开枪的士兵被判处3年半徒刑，传闻法官说了这样一番话：

“不执行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权利。”

“把枪口抬高1厘米”， 这句话符合一个优秀slogan的核心要素：形象、简洁、清晰、有力，于是得到广泛的传播。实际上法官的原话是：“不是所有合法的事情就是对的；在20世纪末，在代表权力机构杀人时，没有人有权忽视自己的良心”。原话的意思基本没差，“枪口抬高1厘米”算是艺术化加工。

站在现代普世价值观的立场，没有人会反对“枪口抬高1厘米”。不需要高深的学识，一个普通人都能够作出这种朴素的良心判断。而在上级指令和良心之间找到“枪口抬高1厘米”这种两全的方法，也没有操作上的门槛。

这也意味着，“枪口抬高1厘米”只是一个理想的例子而已，既不完美、也不真实。事实是，2年后，联邦法院推翻了之前的3年半判决，改为缓刑2年。

二、“平庸之恶”

对于开枪的士兵，今人常常用“平庸之恶”来形容。批判者认为假如换做自己，一定会凭良心做事，果断地“把枪口抬高1厘米”。然而，真实的考验可能要复杂的多。

“平庸之恶”这个词，其实是阿伦特从另一件事情中总结出来的。

阿道夫·艾希曼，纳粹党卫军中校，在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中，他主要负责将犹太人关押至集中营的运输工作。1961年被审判时，他说“一切都是奉命行事”。阿伦特观察发现，艾希曼并非穷凶极恶之人，也不是具有狂热信仰的极端分子，只是一名缺乏思考的普通人而已，“平庸之恶”的概念自此诞生。

确实，艾希曼只是整个屠杀流程的其中一个环节，并不是最后那个直接执行者，因此，即使他明知这些犹太人的最终命运，他仍可以泰然处之。理由可以有很多，服从命令只是其中一个。

对艾希曼进行批判，与对柏林墙上开枪的士兵有很大不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双手又不需要直接沾染血腥，设身处地，那些原本立场鲜明“枪口抬高1厘米”的批判者，扪心自问，恐怕会有一点点的动摇吧。

难道你就能在体制里轻松地扮演一名异端吗？

三、助纣为虐的“加速主义”

“体制”不是一个与你我无关的客体，它既是我们日常抨击的对象，我们又作为它的一部分栖身其中。

当体制开始往邪恶的方向发展时，有识之士会跳出来阻止或延缓这个趋势。当体制病入膏肓，以至于任何敢于质疑和挑战的人都遭到迫害时，“加速主义”应运而生。

加速主义认为，当体制作出明显不合理的决策时，大家不但不要去试图说服它，还要鼓掌叫好，不但要看着它、更要推着它滑入深渊，速度越快越好。既然阻止不了，那就让它尽快自我毁灭吧！

如果只是鼓鼓掌的话，姑且可以把加速主义当成一种自暴自弃，其危害还是有限的。但当加速主义把矛头转向那些还没有放弃努力的“自己人”，事情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毁灭既未发生，就永远不应该预设必然毁灭的结局。某种意义上，体制与亿万人民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在这辆失控的列车上，你一边拉开努力刹车的人的手，一边喊着“放弃吧，早点毁灭吧”，这是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

回到艾希曼的例子。对他来说，运输犹太人是一份体制内的工作。我们站在“未来人”的角度，带着“全知全能”的视野，可以总结出：犹太人送往集中营的唯一结果就是被屠杀。但艾希曼可以辩称：我只负责运输，无论集中营将要发生什么，但在运输的过程中，它还没有发生。

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如果我们为一件尚未发生的事情追究一个人的责任，这个世界的法治逻辑将不复存在，而这恰恰是加速主义逻辑的延伸。如果我们用预测的未来指导当下的行动，那这种可怕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电影《少数派报告》已经描绘了那种秩序的崩塌。

如果你有耐心看到这里，可能会反驳：艾希曼的地有什么好洗的？他当然知道犹太人被关押到集中营的最终结果。那我想问：你认同《日内瓦宣言》吗？如果你是一名医生，《日内瓦宣言》是你的信仰和行为准则，此时身负重伤的希特勒躺在你面前，你又恰好具备救活他的能力，你会怎么做？给他打一针加速主义的毒药吗？

“武统台湾”是一个更现实的例子。如果你是一位秉持普世价值观的反贼，你珍爱生命、追求民主与自由，相信你不会支持咱们这种红色共产主义的无序扩张。但一旦堕入加速主义的逻辑框架，你又盼着“武统”尽快发生，因为那会让邪恶“加速”灭亡。这难道不是一种精神分裂吗？“我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就是要拯救人民，但方式是人民必须陷入战争的地狱”，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

无论加速主义“初心”如何，形式与结果上，它都与助纣为虐无异。

四、警惕“平庸之恶”的滥用

在咱们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真正细究起来，没有多少职业是“完全单纯而高尚”的。做国产手机研发的，敢说自己没有为如今的“全民监控”出过力？做通信运营的，敢说自己没有一份长长的block list？做教师的，有几人敢说自己从来没有和应试教育妥协过？从事金融行业的，敢说自己没有割过韭菜？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敢说自己没有响应过国家政策，浪费过纳税人的财富？做激光技术研发的，敢说未来它不会用于血腥的军事用途？

所以就有人振臂疾呼：你们都是在为邪恶添砖加瓦！你们都应该立即、马上停下手中的工作，停止为独裁政府服务！你们都属于“平庸之恶”！

这完全错了。

举个极端的例子，假设我们把“大饥荒”做成一款游戏，游戏的设定是当饿死的人数超过总人数50%的时候，革命就会发生，邪恶政府就会垮台。你扮演一名县长，但真实身份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此时饿死的人已经达到45%了，离革命的阈值还差5%，而你的粮库里还有两万斤粮食提留。你发还是不发？发，延缓了革命的发生，甚至革命再也不会发生。但不发，你还是人嘛？最终你还是发了，你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人凭良心都会做的选择，但却导致了革命的最终失败，那这算不算是“平庸之恶”呢？

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撒旦，人性的原始森林永远一半光明一半黑暗，这两者的斗争自人类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息，以后也不会停息，任何制度不过是这种斗争的不同表现形式。但如果用黑暗战胜黑暗，与黑暗何异？于光明何益？

当整个体制出现问题时，一部分人（例如职业革命家）可以承担历史赋予的使命，但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要求全体人民放下鼠标干革命，否则……是不是有一种历史重演的味道？

芸芸众生，各安天命（天赋技能），各司其职，各显其能，这原本就是苏格拉底对于“正义”的定义。这可不是什么显而易见的道理，不然为什么《理想国》开篇用那么长的篇幅来讨论“正义”？有时候，我们为之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所谓“正义”，不过是二手的正义，或假扮的正义，如果让喜欢较真的苏格拉底来推演，走不了几步就会莫名地走到反面去啦。

对“平庸之恶”的批判如果滥用，其打击面是非常大的。处理不当，可能会吹熄仅剩的希望火苗。不可不慎。

五、结果论与初心论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是在偷换概念。艾希曼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那就是赤裸裸的屠杀；而我修桥筑路，是可以改善民生的！这两件事儿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结果论”和“初心论”了。上回与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观点各异，辩论一晚，意犹未尽。

在法律上，有一种致人死亡属于纯粹意外事故，行为人的动作与结果没有明显联系，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同样，在本文的语境中，有一类主观行为与结果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这种“蝴蝶效应”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我们要讨论的，类似于“两个人产生矛盾互相推搡没有杀死对方的主观意图但不小心推倒了撞到了桌角结果人死了”这种情形。这属于典型的过失致人死亡，在大陆法系当然属于有罪，但要比故意杀人轻的多。在历史上，因为错误的施政导致惨痛后果的数不胜数，事后看来，其结果已经发生，当然要追究决策者的责任。这是“结果论”，但不是“唯结果论”，毕竟还需要考虑行为主体当时的主观意愿和出发点。

为什么不能不看结果，完全从初心去评判过去呢？答案非常简单：因为过去的初心就好比那条“车库里的喷火龙”，你不可能知道真相。从科学角度，那些无法被实验证实和证伪的概念，客观来讲它就不存在。

同样地，对于当下来说，尚未发生的未来是混沌的。出于好心把廉租房搞的像商住房一样，结果好不好很难断定。超英赶美是美好愿景吧？结果是大炼钢铁。我们可以对可能的未来进行尽量严密的推演，但推演再严密，始终无法真正预测未来，因此推演本身仍然属于一种初心而非结果。

这样正向表述很浅显易懂，但反过来就很有迷惑性了。例如，你指责一个研究激光的专家“你的研究成果一定会被独裁者用作对内统治和对外军事工具”，因此“你应该停止研究”，就属于典型的以未来的结果“定罪”。本质上，这与“你虽然还在等待嫖娼但我一样按嫖娼罪抓你”是一样的。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喜欢用核弹举例。可能人们下意识地把核弹当成恐怖、邪恶之物，包括当初把它发明制造出来的科学家们也纷纷表示后悔。但核弹从诞生到现在，发挥的和平作用远大于战争作用。无论从当时的初心，还是从未来回顾的结果，都没有一个法庭去审判这些科学家。但如果在当初就以想象的结果去定罪，这些科学家当时就应该从实验室被拉出去枪毙。

综上，我们对“平庸之恶”的批判，应该仅局限于历史，而不能适用于当下及未来。当下的我们面向未来，应从第一性出发，不忘记追求原初的正义，不放弃向往光明之心，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