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炉夜话：观念、艺术和其他

主持人、媒体人、音乐人、美术/雕塑家、律师、商人，以及我这样一个工科男，一顿饭吃了10个小时——这样说非常不准确，因为吃饭并不重要，应该说是聊了10个小时的天，顺便吃了个饭。

最好的“饭局”，不是酒足饭饱，而是精神上的大快朵颐。本来只是在“日常”中记录，但不知不觉有了这么长的篇幅，那么还是单独成篇吧。

记难忘的2024年5月9日夜。

观念决定命运

凡哥：傻瓜瓜子创始人，雇佣了超过8个人来炒瓜子、卖瓜子，差点因为投机倒把被判刑，甚至很多人在讨论：是不是应该判死刑？最后因为邓小平点名，才逃过一劫。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然而在这个案子中，各级政府经办人层层上报，直至中央，经手人的性格一定是各异的，却一致得出同样的结论：重判。邓小平为什么不这么想？因为他要推改革开放。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观念决定了命运，而不是性格。

交流：仔细思考一下，并不能完全推翻“性格决定命运”。假设每个人的命运，好比立在墙边的一排书柜中的格子。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学生的时候，性格因素主导了人生。从学校出来，最终“进入哪个格子”，从事何种职业，在35岁或40岁之前，会选择何种发展路线，达到何种高度，很大程度上由性格决定。但当他逐渐在这个格子中充分发展之后，还能否从这个格子中走出来，进入其他的格子，或至少从眼界上跳出格子俯瞰整个书柜，这是由观念决定的。简而言之：性格决定命运，而观念改变命运。前者决定了人生的上半场，后者决定了人生的下半场。

人为什么需要艺术？

音乐人老高：从川江号子说起。最近在做一档节目，他的选题是长江流域的传统文化。结果在调研川江号子的时候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失了一块巨大的拼图：底层人民创造的艺术形式，其发端、传播、发展变化的轨迹，几乎没有史料记载，无从考证。这种现象是普遍的。可以推知，我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的文人墨客乃至史学大家，他们的视角几乎全都是“向上”的。“向远”的已经很少，例如“采菊东南下”的陶渊明；“向下”的就更少了，所以白居易、杜甫显得尤其物以稀为贵。

一串问题来了：艺术的本质是什么？人为什么需要艺术？什么是更高级的艺术？

第1个观点：大爱

老高的分析从诗词转到音乐。什么是更高级的音乐？当然肯定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流行音乐。很多人会觉得，爵士乐更高级，因为它承载了丰富的情感和情绪，生动且充满变化。但爵士乐的审美仍然停留在自我的范畴。如果认真去听古典音乐，会发现有一些既具象又宏大的作品，典型的如《沃尔塔瓦河》，欣赏它的时候，捷克的最大河流的奔涌与民族的历史感扑面而来，忽而宁静，忽而壮烈，让人不自觉沉浸其中。

深究这种在欣赏古典音乐中产生的情感共鸣，可以得出一个观点：高级的艺术应该包含对人类的大爱。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古典就比爵士更高级。

第2个观点：悲悯

凡哥加入了讨论。让我们再从音乐回到文学作品。审视一下人类历史上历经数百、上千年仍然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经典都是悲剧。古希腊并不是没有喜剧，但只有悲剧流传至今，震撼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这个问题再向上提炼一下就是：为什么与幸福相比，苦难对人类更有价值？答案不难得出。因为对苦难的记录也就是对教训的记录，成功的经验只需要短暂的欢庆，惨痛的教训更需要不断复习。这种悲剧的教训包括两个方面：喜怒无常的大自然是布景，幽深晦暗的人性是剧本和台词。

如果仅从功利的角度，还不足以将文学作品上升到伟大的艺术。无论是大自然或是人性的黑暗面，人类与它们斗争了数千年，却永远无法征服它们。这是无尽的轮回，永远在战斗，永远不放弃，却永远无法真正胜利，这是人类注定的命运。写尽这种悲悯，是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

第3个观点：自由

刘晓波写过一篇《审美与人的自由》。他从一个非常独特的民主人士的角度来看待审美的问题，将审美活动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解析。他不试图回答艺术作品是否高级的问题，但却回答了“人为什么需要艺术”的问题。在没有艺术的世界，人是没有完全的自由的，他受限于物理的局限与社会的局限，不同的社会体制下，这种局限性有大有小。但唯独审美活动是不受局限的。无论是阅读一篇文字，欣赏一副画，还是聆听一段音乐，人都可以通过艺术的媒介，实现（短暂的）精神自由。艺术像是一面抽象的镜子，人通过审美活动，在抽象的镜子里达到了自在，也就找到了自我。任何极权在这种自由面前都无可奈何。

艺术是“自由之门”。这个答案只停留在个人层面，但大家一致认为，它同样揭示了艺术某一方面的本质。

第4个观点：共鸣

席间凡哥讲了一个关于画画的故事，非常有趣。一个画家用戏谑的心态画了一位朋友的肖像画，用的是抽象的漫画手法，但求其神，不求其形。从形的角度来看一点都不像，但却非常神似，以至于这位朋友本人看到画以后很喜欢，连呼“这就是我”。

这个故事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经常困惑的一个颜色悖论。当两个人都指着某一种颜色称之为“蓝色”的时候，我们如何知道在他们的大脑中，这确实是相同的“颜色”呢？人类只能用语言交流，用语言来思考，努力用语言来定义事物。对于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来说，这种定义是可以被明确和统一的，例如，我们可以用严谨的逻辑来定义“正方形”，它的概念可以被理性的思维认可并达成统一。但这是共识，不是共鸣，无法满足人类对于“互相理解”的情感需求。一群人围炉而坐，如果共同面对的是一个绝对理性的“正方形”，这酒根本喝不下去。

艺术的审美是抽象的，无法被物理学和数学准确定义。在这个前提下，不同的人对同一件艺术品的审美，如果达成某种共同的感受，那实在是令人泪流满面的一件事，这证明了：每一个人在精神上不是孤岛，而是可以产生形而上的共鸣的。艺术家的创作也包含着“被理解”的动机，有一个思想实验或许可以证明这一点：假设世界上只剩下一个人，他恰好是一位艺术家，当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还会进行艺术创作吗？大家的回答是一致的：不会了。

艺术证明我们并不孤独，这是正方形做不到的。

当今的文化人应如何自处

凡哥谈到他对“三立”的理解。这可以看作是上回关于“留下来”的话题的延伸。对于艺术家来说，最有价值的莫过于自己的作品可以“留下来”；对于文化人来说，留下功、德、言，是他们曾经追求的目标。但在中国，“三立”的评价体系存在重大分别，需要进一步的解析。

“功”的评价标准是唯上的。统治者已经掌控了“功”的定义，统治者认为是“功”，那么老百姓也会认为是“功”。反之，如果违背统治者的意愿，即使干下了改天换日的大事，也不会被定义为“功”，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所以，“功”有一个上限，“立功”永远是为统治者服务。

“德”的评价标准则是一半对一半。一个人死后，如果统治者对他的德行盖棺论定，只能改变一半的人的观点。因为“德”是比较具体的，通常与一个人一生中的言行密切相关，这是很难被抹杀和简单否定的。但对于不熟悉的人，官方的定义仍然很有效。所以，“立德”的可实现性是50%。

“言”则是最清晰、最接地气的。如果一个人的观点已经形成了文字并开始流传，任何力量都无法彻底抹杀和曲解，白纸黑字的文字是最忠实的历史、最准确的表达。凡哥认为，这也是当下，作为一个文化人，应该努力的方向和最后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