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梦（by 舟莲村）

lucyqin
随笔
2024-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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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舟莲村

什么时候知道“大学”这个名词的，不记得了。

把“我”和“大学”联系起来，是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的数学老师当着办公室的同事对我说：“你这样的人不上大学谁上大学！”

从此，开始关心“大学”这个名词；从此，有了一个大学之梦。

大学的门，似乎是敞开的，而且，几乎没有门槛。一个电影的画面，看得我热泪盈眶——不是文学语言，是实录。电影里那个反派人物刁难小青年说：……你凭什么能来上大学？那位正面形象一把扯起小青年的手，高举着吼道：就凭这满手的老茧！

“就凭这满手的老茧！”“哗！”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

是的，多好的时代啊，只要努力，只要勤奋，一句话，只要能吃苦，梦想，就会成为现实！

后来才知道，梦想，是那么遥不可及。

梦——青涩飘零

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奔着这个梦想开始努力了。我知道，我没有任何臂膀可以依靠，没有任何关系可以疏通，想上大学，唯一能够依靠的，是我自己。

好在，无论是电影里，还是现实中，都有可以效仿的榜样，都有可以努力的目标。

我从小个子不算矮，有一身力气；虽然算不上心灵手巧，至少在我们那个生产队，不管是老少爷们，还是大姑娘小媳妇，轻活重活技术活，没有几个人敢和我叫板。栽秧割麦，撒种拾棉花，行船扬场，挑粪挖河……无一落人褒贬；田头批判会，出个黑板报，唱段样板戏，写个三句半，事事可以露个脸。按当时选拔人才的标准，大学，似乎并不遥远。

大队里，第一个被推荐上大学的，是一个代课教师，去面试了一下，就被退货了。据他自己说，那个面试的老师问：棉花有哪三桃？他立马给出答案：大桃，中桃和小桃。我知道他错了，应该是：伏前桃，伏桃和秋桃。我想，多简单的题目，要是我能去，多好！

第二年，第三年……推荐去的，都被打了回来。

尽管老百姓们每一回都有感叹：要是你能去，肯定就走了。可是，从来没有人推荐过我。

其实，这种弯弯绕我在小学毕业后，接到上中学的通知时，就已经懂了。只是还有一些痴心，一些妄想而已，用我们哪儿的俗话说就是：“私伢儿（私生子）想奶吃！”

我是5岁上学的，不是因为聪明，只是因为大人都要参加大跃进，把我放在家里不放心，找个地方寄存一下罢了。

小学就在本大队，离家三四里路（我到现在都觉得，父母亲是怎么那么放心的，一个那么小的小孩，每天来回四趟，加起来十五六里路，路上有独木桥，有河沟，有水塘，路边的草窝里，毒蛇，野狗都是有的），一个和尚庙的旁边——我是说报名的地方。上课是在附近的农民家里，一二十个小孩，挤在人家狭小阴暗的房间里。上了一年学，课本也没有，老师是代课的，三天两头不来。要是老师不来，会让班上一个最大的男孩子管着我们。记得那个男孩子手里拿一根粗铁丝，铁丝的一头团成一个球，谁要是不老实，那个铁球就会在头上“笃”一下，那一“笃”，头上就会留一个包。因此，管理是简洁而有效的。

到六年级的时候，班上还有26个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比我大10岁，倒数第二的，也比我大两岁——是我侄儿。我年龄最小，成绩却是最好的。

那时的乡下，初中有两种，一种是“完中”，就是全日制中学，一天到晚上课的，校址在公社所在地。

还有一种是“农中”。

1964年，江苏开始推广“半耕半读农业中学”的模式，就是半天读书，半天劳动，农闲时读书，农忙时全天劳动。我们大队和周围三个大队一起，组建了一所“四新农业中学”：取名“四新”是因为：一是这四个大队的名字里都有一个“新”字，二是因为当时已经流行一句口号叫：“破四旧，立四新（四旧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新……）”。

那时候，我的小心思其实真的很小：一是完中在镇上，这样可以每天去镇上玩，开心；二是干农活太苦太累。我私下考量过（那时候的小心思没有和任何人说过：父母太忙，没时间听；小伙伴们都不如我，肯定不想听我的“好”），上完中还是有把握的：我才11岁，参加劳动年龄太小了；我的成绩又最好，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给别的同学参考；至于算术，有一次，新来一个老师算术老师，摸底考试，题目有点难，全班就我一个人及格了。为此，据说校长还批评了那位老师，说他把学生考得灰溜溜的。

想是这样想，一放暑假，就把上初中的事儿丢到九霄云外了。直到有一天，我正在爷爷家门口摘茴香叶子，生产队长走过来说：“伢儿，上学的事有通知了，你九月一号到农中报名！”听到“农中”两个字的一刹那，似乎心里狠狠地失落了一会儿，有些茫然。不过，也就那么一会儿，很快，就继续忙着摘茴香了。

后来知道，班里两个上完中的，一个是大队长的儿子，一个是班主任的亲戚。

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明白，这个社会，没有老师说的，书上写的那么美好。我这样的穷孩子，是得不到公平待遇，也享受不到公正的。

上农中的时间不长，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整个社会一片动荡，学校终于熄火。

好在，我们都是农家子弟，学校关门大吉，无非就是不上课了，劳动依然是劳动，只是换了一种组合方式，各回各家的生产队，依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出苦力，挣工分，养命糊口罢了。

断断续续，农业中学的时光过了四年，也就是那个特殊年代，让我们的初中从三年悄悄地变成了四年。

四年，其实什么也没有学到。语文课叫“政语”，学的都是毛泽东、林彪的文章或讲话，要么就是两报一刊社论，偶尔有两篇鲁迅和小古文。记得某学期唯一的一篇古文是《水浒传*武松打虎》节选，其中一句是喝了酒的武松离开了酒店，上得山来。“武松正走，看看酒涌上来”，硬生生被老师读成“武松正走，看看酒桶上来”！听得我们目瞪口呆。农中教师的水平也可见一斑。关于数学的记忆就是：后来上高中后，第一节数学课，那个凶巴巴的老师一开讲，说是解方程，“解方程的第一步：分解因式！”我悄悄地问我的同桌：“什么是分解因式？”

拿到了初中毕业证书后，又过了半年时光，那是春节后了，突然接到通知：某月某日到“东方红中学”报名，上高中了。

没有考试，没有通知书，也不要学费，只要你的祖上不是地主，不是富农，不是反革命……，你就可以顺顺当当地坐到高中的教室里上课了。（防空洞、打球）

终于能每天到小镇上逛一逛了，终于能够把供销社、生资门市部、农具厂等等，这样一些久闻大名而一直没有能够真正饱览眼福的地方逛一逛了。特别是农具厂，这样一个对我充满好奇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车床，各种各样的铸件，各种各样的螺丝、零配件。后来的农机课，居然有好几天就是在农具厂上的。

当然，最满足我的好奇心虚荣心的，还是终于能坐到我心仪已久的正规学府里上课了。校园是那么的大，房子是那么的好，黑板是那么长……，老师是那样的有学问，博学，多才多艺……特别是可以住在学校，用不着来回奔波不说，集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满了新奇和诱惑，晚上躺在床上的精神会餐更是五湖四海，古往今来，眼界大开。

这种好心情，不到半年就被一盆凉水浇的七零八落：因为校舍紧张，要准备下一届学生的教室、宿舍，我们东南片几个大队的学生要离开校本部，到分校上学。

所谓分校，就是“四新农中”换个叫法而已。几年的无人管理，放任废弃，早已房顶漏雨，墙倒壁破。所有的窗玻璃全是破烂的，稍微好一点的都已经被附近的农户卸走。教室、办公室里，没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四个教室，八扇门，没有一扇是完整的……

好在，我们都是农民的孩子，生存能力，动手能力都很强。学校原来是建在一片乱坟岗上，现在，靠近校舍的坟堆已经推平，但是，草地还在。我们从家里带来铁锹，泥筐，挖出一块块带草皮的土垡，挑到教室里，垒成一个个土墩。再去几里外的旧水闸，那里有放弃的闸门，都是方方正正四五米长的木头，我们抬来十几根，排放在垡头上，就成了课桌。各人从家里带来大小、高矮、长短都不一样的凳子。墙上的破洞，割来芦苇，编成篱笆，再在外面糊上一层泥巴……我的高中，就这样完美了。

当然，美中总是有不足的。比如下雨，那个房顶堵漏是个高难课题，堵了这儿，漏了那儿，再也没有不漏的可能。一到雨天，大家就逃避，就见缝插针，教室里，同学们不再是一排排，一行行，而是一堆堆，一圈圈的了。

悄悄地，高中就毕业了。没有集体照，毕业证书的照片是各人自己去照相馆拍的。没有联欢会，没有毕业宴，没有班级一日游，也没有二三知己的恳谈，没有任何高中毕业的仪式感，喜悦感，成就感，甚至，失落感也没有。没有生离死别的痛彻心扉，当然也就没有了呼天抢地的哀伤，没有了记忆。所以，多少次回忆，就想不起高中毕业证书是怎么发的，是各人到办公室找老师拿的，还是老师到教室发的，抑或，是毕业以后，下一届学生从校本部带到各生产队转交的，一笔糊涂账。

梦——魔魇森森（缠绕深深）

毕业了，新生活开始了。说是新生活，其实，每一天都和前一天没什么两样。上学的时候，也是每天要劳动。尤其是农忙季节，早上四五点起床，开早工，七点左右回家，三扒两咽的吃了早饭，蹬个破自行车就往学校赶。下午四点放学回来，直接就去了地里，车子，书包往地头一放，拿起家里人带来的农具就下地了。

所谓新生活，就是把一天中，早晚干农活，中间一段上学读书的中间一段去掉了，而已。

所谓新，也许就是多了一个梦，一个大学之梦。

不过，这个梦不久之后，也就破灭了。

回到大队上高中，心里有一百个不情愿，但是，意外的收获也是有的。

大队书记是本家叔叔，对于在自己地盘上的这个高等学府总是经常要表示一下关切之情，和这些高中教师的交往，也给他自己增色不少。来往多了，我这个“高材生”的形象也就在书记的脑子里扎下了根，名气在全大队传开了，走到哪儿，都能看到赞许的目光。

老话说“福兮祸所依”，报应很快就来了。

书记叔叔要给我做大媒，介绍对象。

那时的我，虽不能说心高气傲，但正是充满幻想，满脑子风景的年代。书记介绍的那一位，和我想象中的那一位，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书记大概有半年多到一年时间，几乎每天要找我谈这件事，当然，总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帮他写个发言稿啊，出个大批判专栏啊，一起到公社去汇报工作，帮他整理材料啊……每一次，最终都会绕到婚姻问题上来。其间，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是不言而喻的套路了。

书记是个有本事的人，有能力，有口才，是全县的先进模范人物。

书记是个执着的人（当然，后来懂了，他的执着是有原因的），我是个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两个人的态度同样坚决，力量对比却差了不是一两个等级。

我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他是一个年富力强，手握两三千人生产生活乃至命运的一队之首。时间不长，就能感到各种压力铺天盖地而来，仅仅是来做我思想工作的，几乎就囊括了全大队所有的有实权的新老干部，德高望重的老农民，我的邻居亲友。一开始，我还一个人扛着，不告诉任何人，但事实上，事情在全大队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有了许多支持者，我的朋友，我的老师，生产队的知青……他们都主动地或明或暗地用各种方式支持我：和他斗到底，不能要那个女的！不过，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我很快注意到，那些曾经的支持者们在有意的疏远我，刻意地和我保持距离。

一天，小学的宫奇之老师约我晚上吃饭。宫老师不仅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姐姐的老师，语文课讲得好，自己能写登报的文章，后来还出版了几本小说，当然，这是后话。当时，他是两个最铁杆的支持者之一，还有一位是知青杨宏。他要请我吃饭，当然高兴。傍晚一放工，匆匆回到家，洗把脸，换了件衣服，蹬上自行车就去宫老师家了。

一进宫老师家门，意外看到知青朋友已经坐在那儿。

“今天晚上就我们三个人，喝个痛快。老婆孩子都被我打发到丈母娘家去了！”宫老师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说。

酒过三杯，话入正题。宫老师说：“小老弟啊，你这个事情我和杨宏商量过，很难办。我们也不瞒你，书记知道我们两个和你关系好，把我们两个找过去，摊牌了。简单说，答应他的要求，什么都好说，要是还推三阻四，就不能怪他了，他就让你死在他脚丫子里！”

这个结果我当然知道，但是，这样通过他人，明目张胆地进行威胁，还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书记在和我的上百次谈话中，早已把各种意思都表达得清清楚楚。最经典的一个比喻就是：一棵参天大树，笔笔直直，粗粗壮壮，把它放倒了，可以做一根大梁，或者顶梁柱；也可以把它放在阴山背后，风吹雨淋，霜打虫蛀，最后，朽掉，烂掉，连烧火都没火力。一根弯弯曲曲的树枝，折回来，修修削削，放在火上烤烤，就能做泥络儿（一种劳动工具）……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一股寒气从脊梁直透脑门，前心后背都发凉。

现在，比喻例证都不用了，直接恐吓，可见，也是真急了。

杨宏说，我和宫老师商量过多次，也是没有好办法。这样硬顶也不是个事，顶下去，你就真的一辈子落在他手心里了。我们两个想来想去，是不是可以妥协一下，先答应下来，有个回旋的余地。然后，等推荐你上了大学，或者当兵走了，到了外面，就不怕他了。翅膀骨儿硬起来以后，回过头来再和他翻脸，再和他斗……

说实话，这是当时那个年代能想到的最佳方案了。

可惜，我不是那个玩心计的人。

这一顿饭，其实意味着，我最好的朋友，最铁杆的支持者，也都妥协了。我成了孤家寡人，一个支持者也没有了，从此后，只能孤军奋战——战什么，说得好听，其实是苦苦挣扎罢了。

那一届，我们大队和我一起高中毕业的，有39个人。一年之间，有的人做了代课教师，有的进了社直单位，有的做了赤脚医生，有的做了大队生产队的会计，保管员，技术员……真正什么也没有，一天到晚干农活的，只有我一个。而且，由于书记的关照，什么活儿最苦，什么地方最脏最累，生产队的干部们就会安排我去！

农民是善良的，朴实的，大家都知道我是被打压被欺负的，对我不畏强权，宁折不弯的性格，还是非常尊重，非常赏识的，所以，虽然苦，虽然累，但并没有颓废，也没有哀怨，似乎，过得还很快乐。

当然，也有一些不一样的人。

我的生产队地处交通要道，东西、南北两条大路从中间把生产队一分为四，这样，我下地干农活，很多时候都在大路两边。这样的好处是，大路上一天到晚人来人往，也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有许多西洋景儿可看，不寂寞。糟糕的是，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是“踏板底下的吊吊儿灰——尘下之尘”，穷困落寞，寒酸窘迫，即使我不怕见人，人家见到我也难受，也尴尬。

其实，真心话，我一点也没有觉得低人一等，心里坦然得很。多年以后，在课堂上，有学生问我：周老师，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我告诉他们，是一本“文学史”，一本残缺不全的大学生编的《中国文学史》——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编的，上下两册。我其实只有下册，还是残破不全的，封面是深红色的，破了，封底及后面几页早已不知去向。这本书，是从我一个做教师的堂叔那儿借来的。书中的那些文人豪杰，英雄志士忠诚坦荡，正气凛然，宁折不弯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我（也许是误尽终生）！

那个夏天的下午，骄阳如火，我戴着一顶破草帽，穿着短裤，光着脊梁，挑着一副空粪桶，两腿泥巴，从稻田里走上岸，沿着大路前往养猪场的大粪池。就见对面来一辆自行车，

车主人一身光鲜，白衬衫，咖啡色的西装短裤，白色短袜外面是时下最时髦的塑胶凉鞋，九成新的永久自行车锃光瓦亮……原来，是小学同学，后来上完中的两位中的一位，现在，听说在某处做代课教师！

那时候的农民，法定身份高贵，实际上农奴不如。所有的自由都被剥夺，包括行动。没有生产队的允许，你就不能出门。所以，能见到熟人还是很稀罕的。加上我这个人天生命贱，喜欢和人打招呼。

“某某，你好啊，上哪儿去忙？”车，继续往前走，车上的人没有回音，我以为他没有听见，又喊一声：“老同学，去哪儿啊？”车丝毫没有减速，呼的一声从我身边一捺而过。留给我的，是一阵短暂的不解，和随后的释然。回过头，苦笑一声，继续挑我的大粪。

这样的人，其实不多，小学、农中、高中的几百同学中，我知道的，明确表露出来的，只有两位是这样的。

还有一次被嘲笑，印象也是很深的。那一年冬天，到离家几十里的地方去“挑河”——官方的叫法是：“兴修农田水利”。过来人都知道，那是一个苦不堪言的营生。

那一天，我们和相邻生产队之间因为“界口”发生争执。挑过河的都知道，界口是条敏感线，虽然无形，但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往谁那边偏一点，歪一点都不行，那意味着要帮别人多挖土，多挑土。在那个饭都难吃饱的年代，出着牛一样的力气，干着猪狗不如的活，本身就已经是高强度，超负荷了，再要帮别人多干，尤其是吃力不讨好的闷亏，当然谁也不愿意。戇嗓吵架是不可避免的，打架斗殴也是常见的。我们生产队那个带队的有点儿笨嘴笨舌，明明理由在我们这一边，他却眼看着就要背锅。我终于忍不住，就上去“帮腔”。对方那个带队的一看是我，马上来一句：“啊呀，你不就是个破高中生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人家高中毕业都去做老师，当医生了，你不就和我一样，在这儿撘泥担儿嘛！”果然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虽然，即使是他们生产队也马上有人责怪他不该说这样伤人的话：“人家还是个伢儿，又不是他没本事，还不是被人做禄住啊的，你说这话没意思！”但那烙印，是一辈子无法也销褪的了。

那些日子，为了改变命运，也做过努力，也有过挣扎。不过，所有的努力和挣扎，在无形的大网和坚硬的铁幕面前，最后都是一败涂地，无疾而终。

如果有值得一说的，那就是我盖起了三间瓦房，那是全大队上千栋房子里最好的房子。

为了和书记叔叔争一口气，我和年迈的母亲一起到海边的沙滩上割了半年草。那时的海边，空旷辽阔，荒无人烟，半年时间，除了海鸥和野兔，几乎没有看到人影。割草的日子有多苦，不知道。只记得有一次，我从海边回家拿口粮，离家不远的地方，遇到中学的一位女同学，提前下车打招呼。女同胞一开始没有看出来是谁，到了面前才认出来，惊叫道：连春啊！你怎么看上去这么老啊！头发又长又乱，脸吹得乌黑（海风吹人，容易变黑。乡谚云：有钱不娶海的妻，海风吹得黑滋滋！），看上去有50岁朝外啊！

女同胞的话没有往心里去，女孩子都喜欢夸张，喜欢大惊小怪，是不是。

草割好了，要用船把草运到窑厂换砖头。那一次，头天晚上把船装好，睡了几个小时后，下半夜开船。冬天的夜里，当然很冷，我穿着一件破大衣，在船上掌舵。天亮了，岸边有了行人。这时，就听有人喊：“老爷爷，请问你到某某地还有多远？”“老爷爷！”我觉得没我什么事儿，就没有搭理！“哎，船上拿舵的那位老爷爷，请问……”我四面一打量，河面上只有我这一条船，这肯定就是喊我的了。“老爷爷！”我还没有20岁，怎么就老爷爷了，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赶紧回答：“不远了，三四里路啊！”回答完了再看看自己，胡子、眉毛都是霜，衣服也是一片白，估计头发也是一层霜……通常，掌舵的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家喊“老爷爷”，也是情理之中哦。这么一想，心里舒坦了许多。

吃最差的饭，穿最破的衣，干最苦的活，拿最低的报酬，看最丑的脸，不知道路在何方，前途有没有，希望在哪里……17岁的人生是不是承受了太多太多。也许，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时代，这些，平常，而又平淡，只是，落在我身上，感觉多了一些罢了！

我的童年，是在宠爱中度过的。我有两位母亲，她们都一样的疼我，父亲47岁才有我，当然也是格外宠爱，爷爷奶奶的关爱就无需赘述了，就是周围的邻居，无论是同宗的，还是外姓的，对我都是关爱有加。谁能知道，青少年时代，我经历的苦难，遭遇的挫折，承受的打击，即使是在同辈人中，也是罕见的。

多年后，一位邻居告诉我：那时候，你妈妈躲着你，偷偷哭过多少回：这么好的个伢儿，遇到这个事，一世没有出路了！

梦——晨曦初露

1976年，对国家，是一个多事之秋，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对我个人，也是峰回路转，否极泰来的一年。

春天，我把房子盖好了，在全大队引起轰动：青砖青瓦，石灰小缝，十寸墙——这么好的材料，这种讲究的盖法，都是解放前大户人家才有的，49年以后已经基本绝迹，不要说本大队，就是方圆几十里，也是独一无二的。

六月，县里在海边的“五七干校”举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一个大队派一个骨干参加培训，大队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让我去了。两个星期的培训，学到了知识，开了眼界。

“五七干校”回来后，大概个把月，公社要选拔一批民办代课教师，我也接到了考试通知。

说起来，我们公社管文教的马副书记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他老人家不知道哪一天突然觉得，农民的文化水平太低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太少了，一时兴起，决定在全公社范围内“普及高中教育”。具体办法是：每个大队都办一个“半耕半读高中班”，校址就在每个大队的“农科队”。这样，投资成本不大，学生也几乎没有额外的负担。唯一的麻烦是，突然增加这么多的高中班，教师从哪儿来？俗话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人要有主意，碓臼也能煮饭吃！老书记大腿一拍：我们不是有那么多高中毕业生吗，就从他们中间挑！

无法评价老书记的办学决策，也无法评价他的选才标准。对我本人而言，他让我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海，我必须记住他！

那一天下午两点，我骑着自行车赶到了小镇上。考试就在我呆了一年的中学里进行。

考试，完全是那个年代的典型风格。一二十个参考的年轻人连房间都没有进，在校园的树荫下，长条板凳围成一个圆圈，大家伙团团坐定后，马书记说了几句重要性伟大意义之类的话，算个简短的开场白，随即宣布考试开始。

只见马书记从皮包里拿出一张报纸，“这是“两报一刊”社论，大家每个人读一小节，挨排排的读下去。”说完，把报纸递给了坐在他身边的考生。报纸在每个人手里轮了一圈，很快转完了，回到马书记手里。书记拿到报纸，随即宣布，今天的考试到此结束！“结束了？”大家面面相觑，满脸的问号，觉得这么隆重的事情不该这么简单，纷纷围过去问：“马书记，笔考什么时候考？”“什么笔考？没有了，所有的考试都在这，考完了！”

“考完了？”我赶紧回想，刚才那几十个上百个字的一段，有没有哪儿读错，有没有哪儿断错句，读破句的。“唉，早知道这么简单，刚才该表现得认真一点的！”我身边的一位考生感叹。“是啊，是啊，谁知道呢！”我附和道。

“大家有兴趣就上街逛逛，没事就回家吧，回去等通知！”人群中，书记大声说。

两天后，大队通知：明天上午八点到农科队报到。

新的生活，开始了。

教书，是我喜欢的一个职业。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做就是40年，一直到退休。其间，单位有变动，地方有转换，行当，没有变过。

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或许是被大学梦伤得太深，似乎并没有今天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激动。不过，周围的人，或老或小的都报名了，被大潮裹挟着，推搡着，我也报了名。考虑到中学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对自己反复掂量之后，觉得还是首先要跳出“农门”，这是最重要的。大方向定了，稳定压倒一切。当时考虑的是，中专只要考语文、数学两门，大学要考五门。为求十拿九稳，就报考了师范类的中专。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策的错误是致命的。

12年没有高考，一下子闸门打开，人流如潮水般汹涌而来。报名考试的人是如此之多，有关部门不得不将考试分为两拨：第一次，预考，刷掉一大批考生。第二次才是正式考试。

预考很简单，我们的考场就在公社中心小学的教室里。小学生怎么坐的座位，我们就怎么坐，两人一张桌子，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

预考顺利通过，统考是在县城进行。

去县城，又开创了人生中的历史：第一次坐汽车。公社通知，所有参加统考的考生集体行动，到镇上集中坐汽车到县城。

我们家离县城有六七十里路，以前当然去过多次，不过，都是骑自行车去的。

汽车坐得满满当当，过道上也挤满了人。车子开得飞快，那时，路上很少有车，也几乎没有行人。看着路两边的景物飞快的向后倒去，估计车上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大姑娘坐轿子——头一回，因而，充满了新奇感。突然，大家的身体都像悬空了一样，所有人吓得一齐惊叫——原来，车过了一座桥，下坡了，有失重感，大家没有经历过，先是一阵恐慌，随后是一阵惊奇与放松。到第二座桥下坡时，大家先是一份期待，然后，就是一片满足后的欢呼。

统考也是考两门，一天考一门。

第一天考语文，作文写得比较顺手，其余的内容非常简单，考场第一个交卷。

第二天考数学，丢人就丢大了。拿到卷子，第一题，分解因式：（a+b）的平方= 。这一题是五分，三下五除二，很快做完。做完之后，再往下，我就无事可做了。因为，后面的题目我看都看不懂，只能坐在那儿发愣。

记得我是坐在第一排靠墙的位子，那时候，监考不严，监考老师没事做，我在最前面，老师就一直看着我，大概是昨天看我语文考得好，对我印象就比较深。今天看我坐在那儿发呆，就为我着急。

“写啊，你写啊，你赶快写啊，你怎么不动笔啊？”老师几次提醒我。

是的，是的，要写啊，写啊，我又何尝不想写啊，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从哪儿下笔啊！！！

什么叫如坐针毡，什么叫度日如年，我想也不过如此了。

大概坚持了有半小时，终于坐不住，交卷了！

监考老师拿着我几乎空白的卷子，惋惜地摇了摇头！

走出考场，如释重负。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妾心古井水波澜誓不起”。我自己都奇怪，怎么会这么没心没肺，虚无如老僧入定！

后来听说，那分解因式的五分，是出题老师送的。因为，预考的时候，大部分考生的数学是零蛋，搞得大家很没有面子。统考的时候，有关方面就告诉出卷老师，笔下超生，让大家好看点！于是，就有了第一题的人情题。

那一年，盐城地区中专的录取分数线是110分。我的数学是5分，语文据说是第一名，90分，两门加起来，也只有95分。

做定了孙山，也很好。也无风雨也无晴。

梦——醒犹未醒

78年高考的消息很快就有了，周围的同事们讨论得热火朝天，走到哪儿，也都是高考高考的声音不绝于耳。熟人遇到我，不是问我报不报名，而是问：“你报的是文科，还是理科啊！”我就觉得奇怪，怎么好像我就必须报考肯定报考似的。

说实话，我连一点点报考的想法都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直到有一天，姐姐来了。

姐姐比我大七岁，是正儿八经的公办教师，吃定量的。经常听说，姐姐是九岁才上学的，所以到九岁，是因为要在家带我。不过，好歹她赶上了最后一班车，1965年初中毕业，考上了盐城师范，要是再晚一年，就文革，高考就取消了，那我的罪过就大了去了。那个年代，在乡下，一个女孩子能“吃公家粮”，绝对是一件光宗耀祖轰动四邻的事。

姐姐离我们家五六十里路，是骑自行车来的，还带了她能找到的两本油印复习资料。

姐姐就对我说了两句话：“你还真让那个书记说现成话吗？”“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报名？”

姐姐的话，我无言以对。

那就考吧。

数学考5分的打击太大了，那就考文科吧。

其实，我的数学水平应该比语文可靠。我经常在女儿面前吹的牛就是，要是没有文革，我就是物理学家，一不小心，说不定就拿个诺贝尔什么的……前面说过，小学时的那一次考试，全班就我一人及格。高中时，数学也是牛皮哄哄，自信满满。毕业考试时，数学老师让我一个人坐到他的教师办公室里考，这样，别的同学就没办法抄我的了。尽管如此，学弟学妹们还是担当起情报员的角色，在教室和办公室之间来回穿梭，把我解题的情况报告给教室里的同学。只是，我们那时候学的数学，完全和高考不搭界。我们学的是柴油机（拖拉机）上凸轮轴的运行轨迹方程，人造卫星的椭圆轨道方程，农村双曲拱桥的构造原理，拖拉机零配件的三视图……唉唉，好汉不提当年勇不是。

回过头来看，77年考中专是个战略错误。因为，中专只考两门，我的数学瘸腿了，没有拐杖，想靠一条腿迈进大学的大门是不可能的。要是考大学，除了数学，还有四门课的分数可以相互支撑，以我的基础知识而言，完全有取胜的把握。可是，那时候，谁知道呢，事后诸葛亮罢了。

决定考文科了，文科也要考数学哦。吸取77年的教训，我就把复习的重点全部放在恶补数学方面。而在数学方面，也是只复习和我中学学到的知识靠近的内容，中学没有学过的，干脆放弃，因为，没有学过的东西，靠自己自习的本钱去对付高考，肯定是头破血流。而把原来学过的内容，复习巩固，融会贯通，考试的时候就会应付裕如。考试的结果证明，我的抉择是对的，我见识过的内容，我全部做对了，虽然，数学我总共只拿了46分，对我来说，已经是超水平发挥，心满意足了。

一边教书，一边复习，是件很挠头的事。我带着语文课，还兼着班主任。校长是个刻板的人，每天早晨的晨读，班主任都必须到教室陪着学生，学校开会，学习，一次也不能少。过来人都知道，那时候，这些折磨人的活动是太多太多了，而且，很多活动是放在晚上。再忙，你也必须参加。

农村，到了三月底，就开始忙了。学校经常有各种支农活动，这个时候，班主任就必须带着学生一起去生产队参加各种支农活动。每个星期天，教师还要到各生产队去刷标语。当时，参加这些活动，真是恨得牙痒痒的！

那一天下午放学以后，教师的各种活动也都告一段落。我好不容易坐下来看点书。刚坐下来不一会儿，就听外面有人喊话：各位老师，一个女生放学后没有回家，现在找不到人了，大家赶快分头去找！我想，反正也不是我们班的，没我什么事儿，就赖在办公室没出门。时间不久，老师们都回来了，说是学生已经回家了。校长也回来了，见到我，沉下脸就是一顿痛批，无非是不知道轻重缓急，人命关天之类。我被骂得狗血喷头，自知理亏，只能一声不吭。

没有办法，只有夜里的时间是我的。夜里，也有困难，那时的农村，虽然通了电，但停电是正常的。即使有电，也是一个星期只有两个晚上有电，有电也只有两小时。没有电，只能用煤油灯。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煤油是计划供应的，农闲季节，每户一个月二两，农忙季节，半斤。不管是二两还是半斤，都用不了几天。没有办法，父亲私下去找拖拉机手，给他一点粮票，他就给我们几斤柴油。

柴油点灯，一是亮度不够，二是油烟大。亮度不够，只有把灯捻子尽量搞大。灯芯大的的结果是油烟更大。每天早上起床，鼻孔里都是黑乎乎的。

父母看我每天复习到深夜，每天早上会给我蒸一个鸡蛋，补充营养。

生活中，有很多偶然，当然，也有人把它叫做命运。有一次，靠在床上看复习题，看累了，想换换脑子。正好床头有一本《毛选》四卷合订本，64开的那种，就随手拿过来翻翻，正好翻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看了几行，居然觉得很有趣，就认真地看完了。等到考历史，一道20分的思考题几乎就是毛著的原文照搬，不由得感叹，天意乎！

乡下的考生，没有辅导老师，没有补习班，也没有辅导材料，甚至教科书也没有。

印象中，我们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就没有见过历史书、地理书，当然也没有上过这两门课。小学倒是正儿八经学过语文课，初中高中都变成了政语课。数学前面已经说过，都是实用主义的内容。我仅有的复习资料就是姐姐带来的两本油印资料，和一本复习大纲。

复习的难度可想而知。好在，没有文化，不知道害怕。不知道外面的考生怎样复习，也就免除了后来考场上的恐惧心理。

偶尔，会和学校里另外两位报考的同事在一起相互切磋一下，还有一位热心的老教师帮我们指点指点。

高考时间是7月20号到22号。中小学是7月15号放暑假，学生放假了，教师还有各种表格和学期总结，大概从17号开始我才有了两三天完整的复习时间。

有人说，为什么不请几天假，集中时间复习。对我们农家子弟而言，有个不晒太阳的工作不容易，请假复习，要是能考上，走掉，当然好，要是考不上呢，工作态度就成了问题。而且，那时候的农村学校，一个萝卜一个坑儿，一个学校又同时有几个人参加高考，你不上课了，谁来代班？请假的事，免开尊口！

考试设在隔壁公社的安丰镇上，离家三四十里地。19号的上午收拾好行李，下午，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就到了安丰轧花厂。

这个时节，棉花没有上市，轧花厂的仓库都是空的，又高又大的房间正好给我们做临时宿舍，也不要住宿费。记得，晚上的蚊子奇多，虽然我们都带了蚊帐，但是，那个年代，有好蚊帐的家庭不多，蚊帐上的破洞足以让蚊子畅通无阻。蚊虫叮咬，加上考试的压力，陌生场景的不适应，还有熟人之间临阵磨刀，说题目，对答案……夜里，真正能睡好觉的考生估计不多。

我们的考场在镇上的中心小学，离轧花厂有三四里路，早上吃完早饭，大队考生就浩浩荡荡步行前往考场。

前面几门课基本上都达到了原来预期的效果，数学虽然留白比较多，但也是在预先的构想之中。每次从考场回来，听着别人滔滔不绝地议论刚才的考题，校对答案，说应该怎么怎么答，这么答是对的，而那样答是错的，我就觉得特别羡慕。因为，一出考场，刚才考的题目我就基本忘得一干二净。同时，听着别人说答案又有些心惊肉跳，心想自己这也错了，那也错了，后悔不已。后来，我干脆就一个人走，不和别人一起走了，省得自己灰头土脸，灰心丧气。

最后一个上午考语文。对于语文放在最后考，私心觉得比较满意。因为我自认为对语文比较有把握，这样，最后一门考完，有个好心情回家。

所谓人算不如天算，等拿到语文试卷一看，懵了。作文居然是缩写，3千字的文章缩写成800字。什么鬼缩写，闻所未闻，最拿手的，瞬间变成最棘手的。一下子，方寸大乱。

7月中旬，正是酷热天气。姐姐关心我，特意给我买了一瓶桔子粉冲茶喝，前两天没有舍得喝，现在，心烦意乱，频频举杯，水喝多了，就要上厕所。前面四门考试没有去一次厕所，语文考试居然去了三次厕所。幸亏那时候监考不那么较真，跟老师打个招呼，自己就可以去了。俗话说：“懒牛上场，尿屎全堂”（意谓牛为了偷懒，频频以撒尿拉屎来逃避也），这回算是应在自己身上了。

监考老师也看出了弯弯绕——这次，我居然又是第一排最前面的位子。那时的高考，管理比现在学生的随堂考试还要松懈。我们那个小教室，考生的位子就是小学生上课的座位，一个挨着一个，前后的空隙也是挤挤夹夹。做好的卷子不遮不掩，赤条条的就摆在那儿。说个不好听的话，我周围的几个考生，只要眼睛不近视，看着我的卷子抄，考个本科，十拿九稳。因为在前排，监考老师几乎是一直陪着我考试，看着我的试卷。前面几门，看我考得比较顺，很为我高兴。这节课，他也觉得我有问题了，频频安慰我：别急，别急，还早！

不急，哪能不急哦。不过，急也没有用，最后一门考试就在慌乱，无序，不知所以然的状态下，交卷了。留下的，是一辈子的遗憾和笑谈。

到家歇了一天，第二天去姐姐家，告诉她考试的情况，顺便也放松一下心情。

姐姐终于还是问我，你估计能有多少分？说实话，之前，没有想过，姐姐问起来，我掂量了一下，说，大概330到350吧！其实，觉得360分没问题，350是留了点小余地。

不记得多久了，分数通知到了，我拿到信的时候，手不由得有点发抖，不知道那个信封打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399.5，居然。每一科，都超出了我的预期。

知道了自己的分数，然后填志愿，据说是吸取了77年高考的教训。因为，多年不考试，大家对自己的学习和考试能力早已失去了判断标准，考前填志愿，多了很多盲目性，给录取工作带来了诸多麻烦。这样，78年的填志愿就改在拿到了分数之后。

志愿也是要到公社去填。一大早，就骑着车到了公社文教办公室。

接待的同志一问我的姓名，立刻变得非常客气：啊呀，你那个分数太高啦，考得太好啦！随后，拿着一些表格说明书之类，把我带到机关食堂，说，这儿安静，你就一个人坐在这儿慢慢填吧。有什么问题，你就看说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填！

那个年代的我们，对外面世界的了解，见到世面的半径，不超过自行车一天行驶的路程；听到的，不超过高音喇叭介绍的内容，对大学，对高考录取，填什么志愿，报什么专业……两眼一抹黑！

没办法，刚才那位同志已经把话说到底了，想找人问都没办法问。其实，我估计他还是知道一点点，懂得一点点的，只不过事关一个人一辈子的前途，怕承担责任，不愿意多事罢了。

“填报高考志愿须知”上说得明明白白，350分以上的考生，必须要填5个重点大学。于是，在参考材料上先找出5所学校，记得是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第五所就记不确切了。

填南京大学，不仅仅因为她是江苏的学校，更重要的，是我曾经是她的学生——函授生。74年，批林批孔运动甚嚣尘上，之后，毛老人家又号召“评水浒，批宋江”。大概为了紧跟形势，南京大学历史系就在我们县搞了一个函授教育。那一次，我在水利工地上，正是一身臭汗，饥肠辘辘的时候，大队工程员笑咪咪地找到我：明天上午到“三仓中学”去开会！具体内容他也不知道。

第二天，从工地直接去了三仓中学，一打听，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函授教学，喜出望外。两个公社的五六十个人挤在一个教室，满满当当。

第一位讲课的是孙述圻老师。孙老师个头不高，白白净净，一副斯文气。到南大以后知道，孙老师是研究“六朝思想史”的专家，后来，专门给来南大的留学生讲课。一开口，不疾不徐，抑扬顿挫，妙语连珠，文采飞扬！那一次，算是长见识了，大学教授真是太厉害了，从此，对南大，对南大历史系有了一份向往。

这一次，几门考试中，历史分数又是最高的，当然，毫不犹豫的是第一志愿的第一志愿。其实，天地良心，心中第一想去的是中文系。怎奈，语文临场发挥一塌糊涂，只考了83分半，在四门文科成绩中是垫底的。而且，伤自尊的是，我们附近一个学校的代课教师（唐足成），总分300分刚出头，语文居然是90。我想，这么少的总分，语文居然这么高，可见，语文题不算难，城市考生们的高分不知道有多少。于是，求稳起见，只好把报中文系的雄心收起，第一志愿填了历史系。等到了学校才知道，南大中文系语文成绩的单科录取线是75，我这个分数上中文系是绰绰有余。

第二志愿是北大，然后是山大，复旦……

这个顺序后来成为同学和朋友们多年的笑料。

志愿填好之后的日子，是轻松而惬意的。天上的云朵，从来没有这么飘逸浪漫，树上的鸟儿，从来没有这么多情动听，路上遇到的每一个熟人，都笑得一朵花儿似的……

可惜，好日子不长。

陆陆续续，有考生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周围的人们比我自己还关心录取情况：“有没有接到通知书啊？”“哪一天走啊？”“考上那个学校啦？”

开始，还能笑对，编出各种理由应付过去。后来，自己也怀疑，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卡住了，没戏了。

没办法，只能尽量呆在家里不出门。万一要出门，也是避开大家出门的高峰期，然后，找荒凉偏僻的小路，哪怕多绕好远。

到了10月，我所知道的参加体检的，填了志愿的，所有的人都走了甚至本县的师范生，也都去报到了。没有走的，也知道了自己的结局。

周围的人也已经不再关心，不再询问。

那一份煎熬，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有时候就想，不录取就不录取吧，好歹有个通知啊，死个明白行不行？不行！那时候，能够安慰自己的就是：死了这份心吧！！！

是个星期天，学生放假，我就跟着社员们一起在挖条沟。下午两三点的光景，就听到远处似乎有人在喊我，抬头一看，就见生产队会计骑着自行车朝我飞驰而来，一边走一边喊：“你的通知书到了，南京大学的通知书到了……”